□陶中民
　　父亲出生于大革命失败后的次年，也就是1928年。父亲幼年上过私塾。抗战爆发后的一天，日军占领了汝南城，学校停课，正在汝南师范上学的父亲辍学回家。
　　回到家的父亲专心务农，很快就成了地道的庄稼把式。后来由于运输的需要，我家置办了全乡第一辆胶轮马车，于是父亲又成了技术娴熟的车把式。再后来我家建了油坊，父亲又成了抡大锤砸油尖（一种带铁箍的木制楔子）的油匠。父亲还参加过乡里进步青年组织的“抗日剧社”。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兴办教育，经同学举荐，上级考查，父亲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之后辗转于高杨店、东和店以及杨埠的几所学校，直至退休。
　　父亲教书一向严谨，课备得细致，讲得认真，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并想办法做到寓教于乐。他的私塾底子可以让他教起语文课来引经据典，得心应手；他的刻苦钻研又能把抽象、枯燥的数学课程形象化、简单化，举一反三，让学生熟练掌握。不过他教过的学生都知道，父亲的严厉是出了名的。
　　父亲一向刚正不阿，仗义执言。1958年“大跃进”时，农村大搞“土地深翻”，以提高粮食产量。农民出身的父亲对此很是反感，说，就这黄土瓣子，没有肥料翻再深有什么用？就因为这一句话，父亲被打成了右派。
　　但父亲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却从未改变。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学校担任“总务”多年。平常除了教课之外，还要负责学校的后勤和教务工作，所以很少顾家。家里里里外外都是由母亲打理。
　　“75·8”洪水到来的前夜，村里各家都在紧张忙碌着，把粮食、被服等物品往高处转移。父亲却一个人坚守在学校，先将教学用品集中到地势较高的地方，然后找来铁丝和檩条摽成伐子，以便洪水到来时把它们运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和姐姐几次到学校哭喊着叫父亲回去，父亲不但不走，还让我们帮他把伐子摽好，东西挪完，一切收拾停当，才恋恋不舍地跟我们回家。
　　洪水过后，上级号召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学校也亟待重建。当时，上级下拨的有限的救灾资金几乎都用在了生产一线，学校的重建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总务”的父亲积极配合学校领导，出主意、想办法，带领全体师生自己动手建土窑，烧砖瓦，伐树木，努力在被洪水抹平的废墟上建一所新学校，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父亲夜里陪着窑匠师傅观察窑火，以随时掌握温度；白天还要指挥师生们锯梁、砍檩条，实在困了就随便靠哪儿眯瞪一会儿。因为学校的檩条不够用，父亲就到公社找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到外面借。有一次下雨路滑，满载檩条的拖拉机陷到了路边沟里。父亲二话不说，和同去的几名学生用力往上推。由于用力过猛，父亲脚下一滑，右膝磕到一个六棱螺丝上，喷涌而出的鲜血立时湿透了父亲的裤腿。父亲忍着剧痛，用手绢扎住伤口，一瘸一拐地到附近村里央求来几个棒劳力，借来一头耕牛，硬是把车拽了上来。
　　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下，当年10月，一排排红砖红瓦的新教室拔地而起。
　　新学校启用仪式暨表先会上，上级领导号召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父亲上台讲话。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只是做了一名人民教师应该做的”。
　　和不少知识分子一样，父亲也难免清高、孤傲，但骨子里却透着一股正气。尤其是对后来的拉关系、走后门儿、贪污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父亲更是深恶痛绝。父亲从教半辈子，教过的学生不乏当官的、发财的，但父亲再困难也没有求他们帮过忙、办过事。逢年过节学生前来拜访的时候，父亲还教诲他们，做官要做清官，钱要挣得干净，做事不能昧了良心。
　　父亲一生清贫，几乎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却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父亲的一生平凡而不失伟大，平淡而不乏传奇。
　　父亲于2010年正月十六仙逝，享年八十有二。
　　怀念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