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广智
　　童年的生活清贫且快乐。
　　“文革”后的第三年，国家实施“三下放”政策，我们全家除父亲外全部从县城被“流放”到乡下。
　　当时我才4岁。
　　可以肯定地说，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是在乡下那短短的10年形成的。
　　大概是1973年，父母历经千辛万苦，在我们下放地的柳堰河旁盖起了5间土坯房，我们全家从此有了安身之处。
　　记得那时我上小学。少不更事的我，童年时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项目，有时跟着大一点的孩子玩些推桶箍、跳楝枣子之类的游戏。
　　一次，几个男孩在大队牲口屋的山墙下撅着屁股蹲在那里玩游戏。我想参与，他们不让。我手痒痒，开始捣乱，顺手抠掉墙上的一块墙皮，瞬间落入一个哥哥的脖子里。我父亲当时正好在家，他把这个事情跟父亲说了，父亲立即让我跪在院子里的垃圾上，中午不让我吃饭也就罢了，一顿皮带猛抽，我顿时眼冒金星，但不敢哭出声来。
　　父亲立的规矩，罚跪时屁股不准坐在小腿或脚跟上，身子必须一直挺立，目视前方。
　　两个多小时过去，邻居看不下去了，把我拉起来交给一直立在厨房门边的爷爷。谁知爷爷又狠狠地掂起了我的耳朵。
　　我们家长辈对犯错的孩子从来不护短，这种体罚方式是为了让我们长记性，从此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另一件事发生在1980年，我们家落实政策刚刚回城，在我家原址边临时搭建一个庵棚，一家人住了进去。北边是一个大型的集贸市场，当时的政策允许部分粮食、蔬菜等在这里交
　　易。
　　集散后，我没事在那里溜达，偶然看见地上躺着一
　　枚大约三寸长的铁钉，已经
　　生锈。
　　我高高兴兴地跑回家，把铁钉交给了父亲。谁知父亲立马让我跪在有碎石子的地上，受罚的方式与上次如出一辙。
　　惩罚过后，父亲要求我把铁钉放回原处。
　　当时我已经15岁了。
　　我实在想不通，一枚铁钉，又不是我偷、抢别人的，为什么还要受如此重的处罚？
　　其实，我们兄弟姐妹受罚的不止我一个。
　　后来父亲跟我们解释：“对你们严些，是想让你们记住，人一生的成长和幸福要靠自己奋斗，不能贪图任何小便宜。对你们的教育，就像一棵大树，不年年修枝打杈，主干就不会长长、长粗，也不会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