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新春
　　《说文》称“善事父母”为“孝”，包括对父母的奉养、尊敬、服从等方面。《孝经》认为孝是对尊亲敬老等善德的通称。《孝经·天子》：“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汉书·贾山传》也说：“故以天子之尊，尊养三老，视孝也。”历代帝王都把“孝”作为选拔人才的必要条件，如汉代有“孝悌”“孝廉”，唐代有“孝悌力田”科，明代时“孝廉”为“举人”的别称。
　　在古代，不同的领域里“德”字有着不同的含义，如儒家以“温、良、恭、俭、让”为修身五德，而兵家以“智、信、仁、勇、严”为将之五德。但不管怎么说，“德”是美好的东西，只有有了高尚的品德才会被人尊重。人们说“德高望重”就是这个道理。
　　将“孝”与“德”联合在一起是孔子。《孝经》第一章：“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他认为孝是“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形于四海”，将源于血缘亲情的孝与立身社会的德连在一起，提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正阳县为殷商南土，西周、春秋属江国，战国属楚，秦汉隶汝南郡。初为滇阳县，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误以水为心，为慎阳县。后魏置郢州，东魏废州置义阳郡，北齐废郡入保城县。隋开皇十一年废保城，十六年置真丘县。大业初改曰真阳县，清雍正元年(1723)因避胤祯讳改正阳县至今。
　　说到正阳孝德文化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即《后汉书》有传的戴良与黄宪。戴良字叔鸾，是个孝子。他的曾祖父戴遵，字子高，是一位德行高洁的人。西汉平帝时，为侍御史。王莽篡位后，称病归里。他豪侠好施予，是一位善人，人称“关东大豪戴子高”。
　　戴良的哥哥戴伯鸾，是一位有德君子，行事端严，非礼不行。而戴良在别人眼里有些放荡不羁，论议尚奇，多骇流俗。他们兄弟虽然行孝方式不一样，但都有孝子之行，被许多人称道。
　　与戴良相比，黄宪这个人就低调得多。黄宪字叔度，因多次被朝廷征辟，人称征君。黄宪出身低微，父为牛医。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让戴良自惭形秽。他说:“我不见叔度，不自认为不及他；及至见后，却感觉无论在哪方面，都赶不上他。”延光元年(122年)，汝南郡太守王龚以袁阆为功曹，举陈蕃、黄宪等为孝廉。黄宪时年十四，颍川荀淑在路途中遇到他，与谈论移日不能去，以之为师表，称之为颜子。这也是“汝南颜子”典故的由来。举荐黄宪的袁阆字奉高，也是慎阳人。《汝南先贤传》称他“友黄叔度于童齿，荐陈仲举于家巷”，也是一位有德君子。
　　安城人周举博学多闻，为儒者所宗，京师有“五经纵横周宣光”之誉，他却很仰慕黄宪，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平舆人陈蕃后来贵为三公，也曾临朝而叹：“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山西介休人郭泰，名重洛阳，被太学生推为领袖，为“八顾”之一，被后世称“郭有道”。与许劭并称，褒贬人物，人称“许郭”。游历汝南时，他先拜访袁阆，不宿而退；又去拜访黄宪，累日方还。对比二人不同，他说“奉高（袁阆字）之器，譬诸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黄宪字）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
　　黄宪德行高洁，48岁时去世。范晔在《后汉书·黄宪传》评价：“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玼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尝著论云。”这里的穆侯即范汪，字玄平，是范晔的曾祖，仕至安北将军，谥曰穆侯。这段翻译成现代文就是“黄宪言论风旨，没有什么传闻，但士君子见到他，没有不佩服他的深远，并主动去掉自身缺点和不足的。其道周性全，没有德操怎么能被这样称赞呢？我的曾祖穆侯认为黄宪随和的顺应变化，其道深不可测，浅深不能分辩其不同，清浊不能说明其像什么。如果到孔氏之门，或许差不多了。所以曾著文论言之。”在封建社会黄宪一直是人品高尚、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道德标准人。颜真卿被困蔡州，专门拜谒黄宪墓，并题写碑铭。在全国，除了正阳有黄宪墓、黄征君祠，不少地方也有纪念黄宪的地方。如西安碑林存有发现有《黄征君祠记》，四库本《湖广通志·流寓志》称襄阳府也有黄宪墓，说是黄“宪访王逸，卒于宜城，因葬焉。”
　　黄宪较为全面的记载只见于《后汉书》，也正因为范晔说的“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让不少文人郁闷不平。明人徐在《陈鸣鹤序》中说：“余读《黄宪列传》，每恨范晔搜罗不广，不能尽叔度之为人。”基于这种不平，明朝出现了一本题名为《天禄阁外史》的黄宪著作，尽管大多认为这是“王逢年所诡托者”，但也表明人们对黄宪尊重和纪念。黄宪也出现在不少文人的诗里，与颜子一起成为名德之士的代言人。唐代皎然《送顾处士歌》有“人中黄宪与颜子，物表孤高将片云。”白居易《效陶潜诗十六首》有“颜回与黄宪，何辜早夭亡”。宋代苏轼《送曾巩通判越州》诗以“叔度汪汪若千顷陂”为喻，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鳣。”金人李俊民《成之夜谈省庭新事》有“汪汪江海量，气不许黄宪。”元人张养浩写有《黄宪》诗：“风旨言谈了不闻，诸君降伏每疑人。乃知道义熏烝处，形迹俱无物自春。”元末明初陈基《秋日杂兴三首》亦有“汝南遗老推黄宪，海内诸公忆郑虔”句。浩浩文海，与黄宪相关的诗文数不胜数。在地方志中，仅嘉庆《汝宁府志》就录有九首。
　　历史上的安城（也作安成）以安城周氏而闻名于世，出现了很多闻人英雄。古代安城以平舆、汝南、正阳三县交界处为中心，对正阳孝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他们中有宁死不辱的周燕，有为官造福一方的“安城五龙”，有以谦让德行为人称道的黄穆，有收埋饿死他乡一万多具尸骸的河南尹周畅，有以忠勇侠义著称周嘉，有为孝母弃官的周磐，有被人赞为“治国之器”的周乘，有被举贤良方正的周燮，用善于以德服人的周浚。
　　西晋末年，由于“八王之乱”和“五胡乱中原”，中原人士大批南迁，像中原梁祝文化一样，孝德文化也随之散布到他们所迁之地，在江南各地生根发芽。隋唐到元，正阳孝德文化的发展和承继，因为文献稀缺，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从正阳县现存最早的嘉靖《真阳县志》，我们依然能看出这种文化的延续。
　　纂者何麟在卷二《风俗》中说“昔性轻剽，今务谨厚；昔俗强忮，今敦义礼。度之所品节德，教之所涵养，衣冠之所感激使然也。”在卷八《人物志》亦称邑人“穷则矩度乡闾，达则赞襄政治”，并在《人物志》中先列《孝友》，记载了正阳县（时称真阳县）吴文绅、乐寿、张雄、胡文通的孝友之行，分《忠节》《儒林》《循良》《刚直》《狷介》《善行》载录当时正阳县有德之人。之后正阳县有康熙《真阳县志》、乾隆《正阳县志》、嘉庆《正阳县志补遗》和民国《正阳县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正阳孝德文化一脉相承。乾隆《正阳县志》称：“今士大夫尚能由旧而不好标榜，不慕荣利，有黄叔度、戴伯鸾之遗风。”
　　正阳历代为官者和民众也把传承这一历史文化为己任，“任恤之行，贞烈之节，所在有闻”（嘉庆《正阳县志》补遗《风俗》），身体力行，践行孝德文化。嘉靖四十二年，真阳（今正阳）知县周绍稷慕汉黄宪之高风，“因捐俸购故参政李经（明真阳进士）别宅，为建特祠。”并请时任汝宁知府徐中和汝阳进士刘绘撰写碑记。万历名臣孙继皋以职事荐苹藻于黄叔度祠下，见其“岁久不饬且坏”“周览太息，乃始葺而新之。”（孙继皋《黄征君祠堂记》）乾隆十五年知县解忻、乾隆六十年知县杨德荣在任上也都对黄宪祠进行了葺修，留题碑记，警示世人。
　　近年来，正阳县为更好地打造“文化正阳”品牌，发掘历史传统，积极弘扬孝德文化，相继修建了黄叔度纪念馆、黄叔度公园，整修了黄叔度墓。通过评选“身边好人”“好婆婆”“好媳妇”等系列活动，传习美德，着力打造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文化正成为正阳县推动正阳文化建设，助力经济发展的一个品牌、一张名片、一面旗帜。
　　(作者系文化学者、高级编辑、驻马店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