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惠泉
　　张择端是个谜，除了张著的寥寥数语外，再也找不到有关其身世的文字记载，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一闪北宋的天空，转瞬散入烟尘，了无痕迹。而他的《清明上河图》，辗转800余年，也成了东京汴梁人回不去的一个梦想。
　　“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的这些景象，随着金兵入侵的兵火，早已烟消云散，靖康之年的耻与恨，也成了宋人心头难以抹去的伤痛。
　　一幅画，一座城，一段铁马冰河的历史，一片山河破碎梦魇……
　　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在文化经济繁荣的同时，军事上一直孱弱得可怜。百余年间，屡受北方辽人和金人的侵扰和肆虐，就连与西夏小国的作战，也没真正打过一场像样的仗。帝国的尊严，年年都要靠进献大批的财物换得，苟且的和平一直延续到偏安一隅的后继者们，直到崖山的覆灭。大宋的首脑们既无血性与武力收复失去的河山，又无力从根本上解决民生疾苦和制度上的问题，喜欢在温柔乡里莺歌燕舞，用浮世的喧哗和浪漫的词赋制造盛世的景象。而东京城的命运，在真宗时便已露出衰相，徽宗时已开始倒计时了。
　　从这个角度看，《清明上河图》与其说是一幅歌颂政治清明的风俗画卷，不如说是描绘都城的一幅遗像，笔墨里藏着许多值得追忆和回味内容。
　　郊外的树林，吐露着萌动的枝芽，一群驴队，驮着木炭从远处嗒嗒赶来（按理说秋冬季节，富贵人家才用得着木炭，春天是不用炭火的，也许是酒店温酒用的吧）。城门洞开，人来人往，自由穿梭。城池上方，不见一个守军，望火楼中也空无一人，营坊中的军士，都是懒散的模样，像是正在消酒，与街上闲逛的荡子没有太多区别，他们仿佛已厌倦了军旅生活，又仿佛战争离他们很遥远，晃动着升平逍遥的自在。
　　街道两边，店铺林立，旌旗招展，棚房客栈随处可见，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赶车的、拉货的、杂耍的、算命的、理发美容的、代写文书的，各色人等，一应俱全，令人应接不暇。赵家药店生意兴隆，似乎可以听到他们在细声说些什么，卖春饼的光着膀子在高声叫喊，挑着挑子走街串巷的是大宋切糕。高楼雅室中饮酒赋诗作乐的是名士，瓦肆栏舍内说书唱戏歌舞的，粉抹登场，叫好的嘈杂中带着多少幸福的人间烟火气。
　　虹桥处，更是人声鼎沸，原来一艘满载货物的大船，来不及收降桅杆，眼看就要与大桥相撞，岸边的看客也惊呆了，举目张望，桥上的行人紧张得大呼小叫，而船夫们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也深知脚下的河水暗潮涌动，充满危险与变数，他们却不慌不忙，仍旧慢条斯理地拉着桅线。再看虹桥之上，骑马的和坐轿的相向而行，骄横的随行脚夫没有丝毫相让的意思，一场文争武斗的地摊戏似乎在所难免……
　　而图中的那条曲折宽阔的汴河，静静池流淌着，波澜不惊。它不仅仅承载着历史的走向，养育着生命万物，更像是帝国经济的一条命脉，努力把支流向四周延伸着。清明时节，万物复苏，河水解冻，汴河滋养的都城也出现了新的生机。
　　据说徽宗当年看了这幅图，没说什么，以他的聪明，不可能看不出作者的隐喻，只不过文艺皇帝喜欢祥瑞之物，对此含蓄的画谏，随手就抛到一边去了。这一抛，一个时代也随即结束了。
　　后之来者，若见《清明上河》一图，人物风流，历历在目，春和景美，顿还旧观。览物思情，得无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