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连忠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小小年纪就能帮父母干农活了，比如挖菜、割草、搂柴火、掰苞谷等。母亲说我三岁多就会倒尿罐，四岁时就能拾鸡屎粪……
　　父亲去世那年我刚满3岁，大姐也才15岁，三个哥哥都在上学。母亲哭干了眼泪，掩埋了父亲，带着我们姐弟5人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姐姐下地干活，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我们缝衣做鞋。
　　我最喜欢干的农活是割草，每天把自己割的青草背到生产队，五斤青草可得一工分。“我也能挣工分喽！”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能挣到工分至少说明我不是吃闲饭的人。每年春天青草一长出来，我们便挎上柳条编织的小号篮子，带着割草的短把儿镰刀结伴而去，几乎没有一个人独自行动。结伴行动不但热闹有趣，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条，便是安全。村子里和我同龄或不差上下年岁的伙伴不过五六个，大家聚齐了便商量到哪儿去割草，说着闹着嘻嘻哈哈地走出村子。等到大家回到家时，月亮已早早地挂在了天上。
　　凡事都有例外的时候，割草也是。为了能比其他同伴多割草多为家里挣些工分，我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我单独找到发小赵拥军——之所以找他是因为我们两家都穷。
　　其时正值七月，吃罢午饭，我们每人拿个布袋，把镰刀放到布袋里生怕别人看见。我们来到村庄北面的玉米地里，那里的草不但茂盛而且还是非常好割的秧子草。我们屏住呼吸，任凭一滴滴的汗流到脸上、嘴里。我们幼小的心里始终坚信：拼了命地多干活。我们在玉米地里不断地把身子向前挪一挪，挪一挪。
　　“站着！你这两个小崽子准备偷瓜的吧？”冷不防从后面过来一个看瓜人。
　　“不……是，我们只是在割草……”我们吓坏了，不敢抬头。
　　“你们要是敢偷瓜，我就用绳子把你们捆起来游街。”我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割的草被看瓜人抱走了。
　　这次打击并没有使我们气馁，我们决定找个离村子稍微远一点的玉米地。第二天，我们拿了各自的装备灌了满满一瓶子压井水就出发了。一路上，地上滚动的热浪一股一股地朝我们身上袭来，火盆似的太阳就在头顶喷火。我们来到地边，被晒了大半天的玉米地热气蒸腾，尽管头顶戴着草帽，头皮和脸皮仍然感觉到难耐的炙烤。从家里带来的凉水不一会儿就喝光了，汗水似乎已经淌干流尽，口干到连一口唾沫也吐不出。
　　每年从七月开始，学生们都放了假，割草的人和时间自然就多了起来。可生产队里的牲口并没有增加多少，所以队长就要求饲养员每天只收五百斤青草，多余的自己留着晒干，等到十月间再专门收干草以备牲口过冬。于是，我每天也操心把青草晒干的事，找个高处将干草垛起来。眼见着我的草垛一天天长高长粗，别提有多高兴了。娘说过，等卖了干草就给我做一身过年的新衣服。
　　秋天的雨说来就来，而且一下就是十天半月。我的草垛实在找不到可以遮风挡雨的铺盖，只能任由雨下下停停。终于等到天放晴了，我迫不及待地扒开草垛一看，草垛正中间变成了发黑发霉的一坨。原本有一百多斤的干草，能卖的只剩四十多斤，一斤干草才记一工分，为此，我心疼了好久。
　　那年过年，母亲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晚饭，母亲拿起刚蒸熟的白面馍递给我说：“明年继续好好割草，我专门给你买一块塑料布盖干草。割草是累一些，想到吃白面馍馍，你就有劲了……”
　　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记忆中那鲜亮的青草曾经是我们救命的稻草，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自己是吃家乡的青草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