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右)在开封求学时与同学徐子荣(左)、张化宇(中)合影（资料图）

    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资料图）

　　(上接A5版)
　　1934年9月，中共信阳中心县委书记李剑森被捕后叛变投敌，致使河南省各地的中共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国民党组织几名叛徒成立了一个“假省委”，利用原有的联络地点大肆诱捕共产党人，见一个抓一个。这时的徐中和像往常一样，仍不时请国民党要员吸大烟、吃饭、看戏，借此机会刺探情报。当得知河南省各级党组织遭受重创的消息后，他非常震惊。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他更加小心谨慎，一方面关注敌人的动向，一方面在暗地里安排有关人员铲除叛徒。一天深夜，徐家大院响起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徐中和听了一下，对妹妹徐焕说：“是自己人，开门吧。”开门后，走进来一个男人，胳膊窝里夹着一把黄油布雨伞。徐中和问：“你从何处来？”来人说：“从天中山来。”徐中和说：“走错了。这里是山中天。”来人一把抓住徐中和的手激动地说：“同志，我可找到家啦！”来人是中共鄂豫边工委委员张旺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常务副省长等职）。原来，中共河南省委党组织遭破坏后，中共鄂豫边工委也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很多共产党员相继被敌人杀害，零散的几名党员急切盼望着能够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由于中共河南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仅有的几名党员藏身于山林之中，一时很难找到。徐中和让张旺午先隐蔽下来，住在后面的牛马棚里等候。
　　次日，徐中和骑上黑骡子装扮成下乡收账的大掌柜，在四乡八堡串游，想方设法联系党组织。一个漆黑的夜里，在老乐山下野外的瓜庵子里终于找到了的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之后，张旺午带着张星江的秘信与王国华相见，商定河南、湖北两地的共产党员联合起来，成立鄂豫边省委，反抗国民党的斗争。
　　徐中和到刘店镇“永胜祥酒馆”，暗中与中共党员刘文章接头后，又联系到几名中共党员。不久，王国华在徐中和的掩护下，在刘店镇“永胜祥酒馆”参加了党组织会议，传达上级精神，商议斗争策略，鼓励大家坚持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失败。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开始长征。出发前中共鄂东北道委让豫南特委联络站尽快通知中共鄂豫边工委党组织，桐柏若不能开辟新区，一是向桐柏西突围去紫荆关；二是从泌阳北上转移去陕北，要求地方党组织秘密做好相关准备和迎接事宜。
　　徐中和接到密信后，安排妹妹徐焕以串亲为名，到泌阳县张楼村见马长富。徐焕说:“我是收鹅（鄂）的。”马长富答道:“用玉（豫）换不？”这是河南省委紧急联络暗语。接上关系后，迅速将上级指示精神传达给马长富。马长富去经泌阳县西南刘店找到石连奎，把情报转给桐柏县安棚的苗良田，又转给在唐河井楼隐蔽的张星江。在桐柏县平氏南歇马岭，张星江找到了在此地宿营的红25军，并派鄂豫边工委交通员马长兴带密信回泌阳东部山区，交给区委书记侯太俊，为红25军过泌阳提前准备粮草。11月23日下午，泌阳县地下党员马长富、马长兴、靳九聚等人参加了红25军进入泌阳县的响水坡会议。在他们的精心组织和安全引导下，红25军转战泌阳县山区，三天两晚上，没打一枪一弹，安全顺利地通过了泌阳县境。
　　1935年7月，鄂豫边工委“白莲洼”会议遭敌人破坏后，张星江同志、张旺午决定鄂豫边工委组织东移泌阳。因马长富是泌阳县东张楼河南省委联络站负责人，而其兄马长兴是鄂豫边工委地下联络员，两地党组织于1935年秋天，在泌阳县张楼村马长富家的高粱地里开会，成立了中共鄂豫边省委。随后派周骏鸣（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部副部长）到信阳的吴家尖山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筹备武装暴动的有关事宜。泌阳县张楼联络站护送豫西地下党员王善甫、杜光甫、杨寒、郭玉璋等数百人参加红军游击队。
　　1936年1月4日，王国华亲自到吴家尖山，向当地党组织安排了武装暴动的具体任务。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张星江和周骏鸣带领七个人，两支半枪，发动了鄂豫边武装暴动，连夜登上了天目山。后来，这支由河南省的中共党员独立自主创建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转战桐柏山区，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数十次血战，最终开创了三年游击战时期南方八省十五块根据地之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在这一时期，中共鄂豫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始终联系不上党中央，也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让他们十分苦恼和焦急。
　　1936年底，徐子荣写了一封密信，让李子健去北京(当时叫北平)找一位叫李锐的中共党员，再由李锐引荐柯庆施。后来，李子健带着密信赶到北京、天津，秘密见到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指示。
　　1937年冬天，徐中和找到确山县城关地下联络组的田永禄，要他想办法尽快联系红军游击队，说党中央派人来了。得到消息的红军游击队喜出望外，立即派出秘书李子健连夜赶到徐家大院，见到了刚从北京回到家里的徐子荣。徐子荣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回到家乡，另一方面发展党的组织，一方面联系红军游击队。徐子荣在确山朗陵中学任教并代理中共城关特支书记，他克服很多困难为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食盐等物品，有力支持了红军游击队的抗敌斗争。
　　不久，在延安的党中央机关知道了在大别山的桐柏山区还活跃着一支红军游击队，高兴不已，立即指示派人到延安汇报工作。红军游击队大队长周骏鸣辗转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并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白区工作会议。
　　1940年初，徐中和接到中共河南省委通知，派遣中共汝南地委书记王景瑞、确山县委书记杨安平同志回到汝、正、确边开展工作，需要联络站给予掩护。徐中和想了很多办法。他去正阳县的熊寨镇，找到了中共党员黄志强，决定在此地开一个小酒馆和杂货铺，以便让王景瑞秘密潜伏下来，开展党的工作。徐中和又让杨安平隐蔽到确山县城东的四里庄，也开了一个小酒馆，让杨安平在此地卖散酒。1941年4月，中共豫鄂边省委所在地被国民党大部队围剿，有一批撤退的干部需要护送到延安去。徐中和接到指示，派交通员胡友禄到豫鄂边省委组织部，见到了组织部部长陈少敏。陈少敏对胡友禄说：“能不能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可靠的共产党员，并约定好暗号。”胡友禄说：“可以。”陈少敏说：“我要给延安的党中央发个电报，让延安派人来，然后带着这些干部去延安。”胡友禄当即回答：“徐站长已经安排好了，联系地点安排在确山县城东门外的‘永胜祥酒店’，掌柜的叫刘文章。”陈大姐问：“联系暗号是什么?”胡友禄说：“进了永胜祥酒店，就问掌柜的是谁？如果对方答自己是刘文章，来人就说，不，我找胡文禄。这就算对上暗号了。”后来，从豫鄂边省委撤下来的干部按照这个接头暗号，顺利地到达了陕北的延安。后来，这些干部大都成了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1938年初，中共中央先后派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徐海东、朱理治等到确山竹沟工作，将中共中央中原局、河南省委等设立在竹沟，使竹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基地和战略支撑点。刘少奇、何庆施、周骏鸣、张旺午、张星江、肖章、李子健、王国华、马尚德、徐子荣、朱理治、刘子久、段永建、兰德修、王汉卯等人多次亲临傅楼联络站指导工作。从在傅楼联络站建立到新中国成立的二十多年间，虽然多次遭到军阀部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打压，但从未中断过秘密联络工作，一直在隐蔽战线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地下联络站也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革命先辈相聚时，曾多次说，我们党在鄂豫边区发展壮大、取得胜利的背后，中共豫南特委傅楼地下联络站功不可没。
　　（作者分别系黄淮学院特聘专家、驻马店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