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耿永红
　　她在做针线活，戴着一副黑框老花眼镜。小小的屋里，一盏煤油灯用温暖的怀抱拥抱着我们。因时日久远，煤油灯的把手被磨得油光锃亮，晕黄的光，笼罩在她身上，柔和、温情，像她的眼神——直到多年以后，这种眼神，在某个漆黑的夜晚，都会不期然闪亮。她安静地做事，不说话，把做手里的事当作了最重要的事。屋子里、房梁上，突然传来老鼠的窸窸窣窣声。我抬眼看去，借着朦胧的灯光，看到果然有一两只老鼠正偷偷摸摸沿着屋顶三角横梁向下爬去。虽看不太清，但我也知道它们必定一边爬着，一边用贼亮贼亮的眼睛窥视着我们的动静。我故意咳嗽一声，它们吓得赶紧转身，缩回了原处，我就继续写作业。可是隔不了多久，它们肯定又会溜下来。我抬头看了外祖母一眼，她正在缝一件衣服，或者纳一只鞋子，要不就是在专注描画虎头鞋的样子，那是对门大娘婶子请她做的。她太认真了，竟对老鼠出动之事浑然不觉。
　　我坐在一张木桌子前，用一支铅笔在方格纸上认真写字，一笔一画地划，有时用得劲儿过了，“刺”的一声，纸张被划破了一个小口子。铅笔头变得太小了，外祖母便用硬纸卷了厚厚的一截套在上面，延长了握着的尺寸，这样就不会硌手了。木桌子没有刷油漆，原木纹路看起来很清晰，凸起的部分已被渐渐磨平，像上了漆一样，闪着幽暗的光泽。这张桌子，已有数十年光景了，色彩虽有些发暗，竟如外祖母的满嘴牙齿一样，忠诚老实，坚固如初。
　　天渐渐晚了，作业写完了，收拾好由各色碎布补缀成的花书包，一阵困意袭来，我打了个长长的呵欠，故意把尾声拖得像一条长长的钓鱼线，以期引起外祖母的注意。她自然听到了，朝我看了看，微笑了一下，将手上的活计放进针线笸箩里。针线笸箩是一只咖啡色的圆形小竹篮，里面塞满了东西，几卷线，一些红的黑的白的碎布头，几根银针躺在锡纸里，一个用了几十年，凹槽早已磨得平平的黄铜顶针，一把剪刀，一些奇形怪状的扣子等。针线笸箩可是她的宝贝儿，每每上学放学，我经常看见她膝头上放着这个小针线笸箩，像一个小孩子，坐在她的膝头上，赖着不下来。
　　在我们相处的时光里，这只是无数夜晚中的一个。
　　离开父母亲，离开兄弟姐妹，被寄养在外祖母家里的我，是那么寂寞空虚。坐在土坯墙圈起的小院子里，我百无聊赖，常常坐着发呆。土坯墙被一场场雨淋得越来越低矮，外面行人车马的脑袋在墙头时隐时现。她养了一只白猫，白猫爱伏在我腿上打打呼噜或者撒撒娇。我闲而无事，替它化妆，将过年剩下的一截红对联纸濡湿后，将它的耳朵染成红色。这样白猫便拥有了一对红耳朵。一只蜻蜓飞过来，停在院子里的一株草尖上。我蹑手蹑脚走过去，手指效仿九阴白骨爪，迅如闪电朝前一抓，蜻蜓闪过身子，掠过院墙，翩然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夏天，刚下过雨，邻居家的菊芳来找我。外祖母给我们一把小铁铲子和一个白瓷碗，让我们去村子里四处转悠，挖蝉的幼虫。树根下，有小洞，小的状如绿豆，大的形如黄豆，用小铲子朝着洞口轻轻一挑，然后挖上十来铲子，知了便出来了。它们被掘了老巢，身子不服气地扭动着，四处乱爬。有的蝉太狡猾，挖的洞虽极深，但挖了好久也不见影儿，便端来一盆水，往里灌水，一时之间洞里一片汪洋，知了被水灌得气急败坏，无处逃脱，只得缴械投降，浮出洞口。有时等天黑一些再出来捉蝉，借着电筒光，可看见有蝉正在树上慢慢朝上爬——天明时，它们就能脱下蝉蜕，长出翅膀，变成知了在树上大声歌唱了。我们每瞧见一只蝉，便欢呼一声，捉到白瓷碗里。和菊芳分开后，让外祖母在鏊子上煎煎吃。外祖母替我拔掉蝉的四条腿，看我大快朵颐，满眼都是欢喜。而我最爱吃的是蝉脊背上那点儿瘦肉，白而嫩，抠下来放在嘴巴里一嚼，整颗心都成香的了。
　　午后，外祖母和一些邻居在门前拉呱。一个女人经常来找外祖母说话做针线活。她的皮肤白白的，头发黑黑的，整个人也和外祖母一般，并不太爱说话，坐在那儿让人感到一种亲切感，而最让人惊讶的是，她只有一条胳膊。听外祖母说，打麦子时，她的一只胳膊不小心被打麦机打断了，只留下了一只胳膊。可在村子里，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虽然身有残疾，家务活儿却一点儿也不少干，做饭、洗衣、纳鞋底……凡其他妇人能干的她都能做，一样也不落下。也许因为身有残疾，便多了些自卑，不大喜欢出门，偶然来外祖母这儿坐坐，也是很安静的模样。村里人大都知道外祖母心善温软，惜老怜贫，每每乞丐上门，即便只有半个馒头，也会拿出来给人家，不让人空手离去。因此，外祖母的人缘很好，她的门前常常聚了一些人来聊天。我有时在旁边看小人书，有时什么也不做，就只听大人讲古论今，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外祖母病了。她躺在那张老木床上，时而咳嗽一声，声音闷闷的，像是从一只陶瓷罐子里发出来的。被子覆盖着她矮小的身子，整个身体看起来水瘦山寒的。我去村诊所抓药，倒茶给她就药喝。蓝色的老茶瓶太大，我的力气还不够，一不小心茶水泼在脚上，疼得我惨叫一声。她心疼地嗔怪着我，一边咳嗽一边撑起身去倒茶。我站在一边，为我的笨拙无能羞愧万分。晚上躺在床上，外祖母的咳嗽声一阵紧一阵，拉风箱一般忽嗒忽嗒的。我感觉有些怕，缩在被窝里，一动不敢动，恨不能是一只春蚕，被蚕茧结实地包裹起来。舅舅给母亲捎信后，母亲终于抛下了家里一摊子事，前来看她。一个晚上，吃过饭，她坐在外祖母的床前垂泪。外祖母静静的，仿佛是睡着了。离睡的时间还早，我无所事事，陪母亲坐在她床前。红，红。突然，她叫起我的名字。我的姓名是三个字，她向来只叫最后一个字，声音细小、低微，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透着幽暗的味道。我赶紧答应了一声，来到她床前，俯下身子听她说什么。她又唤了一声，红。我又答应着，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好冷，常年劳作使得她的手指骨节粗大，像一块硬木柴硌着我的手掌心，我的鼻子有些酸。她睁开眼睛，看了看我，又闭上眼睛，隔了一会儿，又睁开眼睛看看我，轻轻道，红，听你妈的话，好好学习，做个有出息的人。我忙不迭地答应着。她看着我，还想说些什么，却突然咳嗽起来，一连串的咳嗽，像是要把肺给咳出来一样。母亲赶紧给她捶背、倒水，忙活了半天方才消停下来。
　　那个秋天的下午，阳光有着好脾气。舅舅将她抱出屋，放在院子里的一张旧藤椅上。为了怕她寂寞，舅舅在她身边放了一个收音机，马金凤正在唱《穆桂英挂帅》，“辕门外那三声炮，如同雷震……”，声音圆润悦耳，高亢嘹亮，把整个院子搅得热热闹闹。天空湛蓝，像她早年喜欢穿的那件印花蓝布衬衣。树叶一片一片落在她的身下，一片一片地飞，像疲惫的蝴蝶，终于静静栖息在她的脚下。她腿上盖着一条瓦灰色旧毛毯，上面的毛被磨得光秃秃的。她的花白头发梳了一个小发髻——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发髻从初始的油光发亮变得枯涩发白，像是一枚熟透了的果实，被时光挤尽最后一滴润泽，发皱发干，已到了应该告别枝头的时候了。我透过木格窗子，遥遥地望着她，感觉自己跟她隔了很远。她躺在藤椅上，艰难地喘着每一口气，像一只跋涉过千山万水的鸟，已耗尽所有的气力与精神。我看见她羽毛稀疏，眼神黯淡，曾经刚劲有力的翅膀如今已漏风漏雨。她的身体像一根木桩，眼前只余下太久远的时空，追忆着曾经的青葱与葳蕤。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她已经飞过，最终消失于那年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