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国英
　　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大姐！
　　大姐叫钟秀英，是我姑母的女儿、我的表姐。我童年时期生活在姑母家里，与大姐朝夕相处，享受着她对我的关爱和照顾，我们一同在姑母的爱抚中长大。
　　我和大姐同属小龙，她长我12岁，所以我叫她大姐。她身高1.6米，眉清目秀，身材匀称，是我们街上的一枝花。她温柔体贴，外柔内刚，很有主见。我崇拜大姐，以她为榜样。
　　她小学毕业后就不再上学了。20世纪40年代，日本鬼子侵略我国，老百姓经常东躲西藏，生活极度不安定。大姐厌倦了那样的生活，不愿再去学校。
　　她在家里学得一手好针线活，缝衣做鞋、绣花做枕头套等，样样精通。逢年过节，我和弟弟穿的新衣服、新鞋子，都是出自她那双灵巧的手。她那一双灵巧的手，包揽了家里全部的针线活。
　　大姐身体健壮，在学校喜欢运动，如跑步、打篮球等都是好手。每到农忙时节我们全家人行动起来，到郊外拾麦子，这也是一份额外的收入。早上早早起床，姑妈把中午的干粮准备好，有腌大蒜、大头菜、烙饼、馒头和花卷，还有几壶凉白开。劳作至中午，就停下来休息，吃自带的午餐，感到十分满足。大姐拾麦穗也是一把好手。
　　大姐22岁时考入县城中等师范学校，此时她已是大龄青年。第二年她就结了婚，姐夫李剑青帅气、有为，在湖北省孝感市上班。他曾几次到河南来看望大姐。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生性腼腆，不愿和陌生人讲话，所以我从未同他打过招呼。1954年，大姐的大女儿小玲出生，大姐请了个保姆到学校照看女儿，住在集体宿舍，在床边支了个小锅，给女儿熬汤烧牛奶。
　　我小学毕业后考入县一中。学校离家几十里路，没有公交车，只能步行几个小时到学校，住集体宿舍，吃自带干粮（有钱交伙食费可以在学校食堂吃饭）。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我很不习惯，常常闹着要退学。大姐知道后，连哄带劝地教育我开导我。经她劝导，我平静下来投入学习，慢慢适应了学校的生活。我所在的县一中与大姐所在的师范学校有10分钟的路程，我一有时间，就往大姐那里跑，去寻求帮助和安慰，有时也去蹭饭吃。当时物资匮乏，条件相当艰苦。大姐一边学习，一边要照顾小孩，营养跟不上，大人小孩都很瘦弱。但我每次去她那里，都能饱餐一顿，倍感温暖。更使我感激不尽的是她十分关注我的学习和在校的表现，经常了解我的情况，教育我要好好学习，争当优秀学生。
　　1955年，大姐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她努力工作，热爱教育，曾被评为模范教师，受到奖励。工作一年后，大姐在学校不幸染上了疾病。几个月来大姐的病情不见好转，姐夫就把大姐接回到武汉（姐夫家在武汉）。1957年我初中毕业回到了父母身边，在驻马店上高中，有好几年没有同大姐联系。1959年，大姐又生了儿子小坤，因身体一直不见好转，就停薪留职在家养病。据说大姐得的是肺结核。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结核病是不治之症。1961年，我高中毕业应征入伍，被军校录取。在动身前，我带着五弟专程到武汉看望大姐，看到她身体虚弱，骨瘦如柴，顿生怜惜。她拖着病体，带我和弟弟到汉阳找了一家餐馆，排了一个多小时队，点了几个菜，热情招待我们。那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买不到什么好吃的，这几个菜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在武汉住了两天就返回家中，准备了一下我就离家去了军校。不想我到部队不久，就得到噩耗，大姐病故了。我大哭了一场。大姐，我再也没有机会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和崇敬之意了。大姐，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