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资料图）

　　文/李贺建
　　战国末期，群雄并起，诸侯争霸。远在西方的秦国招贤纳士，一批有识之士纷纷登场亮相，李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辅佐秦王赢政，结束了分裂割据、诸侯混战的局面，开创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秦始皇显赫一时的历史功绩中，李斯功不可没。长期以来，人们对李斯的评价众说纷纭。
　　从寒门士子到秦国高官
　　李斯出生于战国末年的楚国上蔡，早年仅是郡中小吏，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然而，一次偶然的厕所之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在厕所中看到老鼠，它们瘦小猥琐，在污秽中觅食，稍有动静便惊慌逃窜；而当他走进粮仓时，却发现仓鼠肥硕壮实，在干净的谷堆中自在啃食，毫无惧色。这一鲜明的对比，让李斯发出“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的深刻感叹。他意识到，人的命运并非天生注定，环境与平台的选择至关重要。这种“仓鼠哲学”成为他人生转折的起点，激发了他改变现状、追求更高成就的强烈欲望。
　　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李斯毅然辞去官职，前往兰陵拜荀子为师。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学说融合了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法治思想，强调“性恶论”与“法后王”。在荀子的悉心教导下，李斯系统学习了帝王之术，包括治国理政、权谋策略、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知识。他深刻认识到，唯有通过制度变革和强权统治，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与统一。这段求学经历，不仅提升了李斯的理论素养，更塑造了他务实、果敢的政治风格。
　　学成后的李斯，将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具雄心与实力的秦国。他通过吕不韦的引荐，得以觐见秦王嬴政。初次见面，李斯便以一篇《论统一书》打动了秦王。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这一战略构想，与秦王嬴政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李斯也因此获得了秦王的赏识，被任命为客卿，从此踏上了秦廷的政治舞台。
　　然而，李斯的入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公元前237年，秦国发生了“郑国间谍案”，韩国水工郑国以修渠为名，实则消耗秦国国力。此事引发了秦国宗室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借机进谏秦王，下《逐客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客卿。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李斯也面临着被逐出秦国的危机。但他并未坐以待毙，而是以一篇《谏逐客书》力挽狂澜。文中，李斯以犀利的笔触、丰富的论据，阐述了客卿对秦国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列举了秦穆公、孝公、惠王、昭王等历代秦君重用客卿而成就霸业的史实，指出“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通过类比昆山玉、随和宝、太阿剑等异国珍宝与客卿的贡献，李斯成功说服秦王收回了成命。此文不仅展现了李斯的文学才华和政治胆识，更奠定了他在秦廷的核心地位。
　  制度变革功不可没
　　秦统一六国后，如何构建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王绾等大臣“封子弟功臣，以为周室之藩辅”的提议，李斯力排众议，提出了郡县制的主张。他深刻分析了分封制的弊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而郡县制则能够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辖，通过“三公九卿”体系构建垂直管理体系，使政令得以畅通无阻。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里等基层组织。这一制度设计，彻底打破了西周以来的分封格局，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框架。
　　为了巩固统一成果，李斯主持了一系列文化整合工程，其中“书同文”最为关键。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异形、言语异声，严重阻碍了文化交流与国家认同。李斯以小篆为官方文字，亲自参与文字的整理与规范工作。他整理了《仓颉篇》作为学童范本，推广小篆的书写与使用。同时，他还推动了“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等措施的实施。统一车轨宽度为六尺，改善了交通效率；制定统一的度量衡标准，促进了经济交流；推行统一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这些文化统一措施，不仅加速了华夏民族的融合进程，更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法家代表人物，李斯深度参与了秦国法律体系的构建。他秉持法家“以法治国”的理念，主张通过严明的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在秦始皇的支持下，李斯参与修订了《秦律》，将赏罚分明与严刑峻法相结合。一方面，对遵守法律、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给予丰厚的奖励；另一方面，对违法犯罪者施以严厉的惩罚。
　　从股肱之臣到阶下囚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逝于沙丘平台。临终前，他留下遗诏，命长子扶苏继承皇位。然而，赵高为了谋取私利，与李斯合谋篡改遗诏，拥立胡亥为帝。在这场权力博弈中，李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赵高以“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的五连质问，直击李斯的内心。李斯深知自己在才能、功绩、谋略等方面均不如蒙恬，且扶苏与蒙恬关系密切，若扶苏继位，自己的相位恐难保全。在权力的诱惑下，李斯最终选择了妥协，与赵高同流合污。
　　为了迎合秦二世胡亥的荒淫无道，李斯提出了“督责之术”。他主张通过严刑峻法来督促臣民履行职责，认为“仁者不德，义者不行，忠者不忠，信者不信。所以贵于仁义道德者，长其乱而化其恶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秦朝的法律变得更加严苛，“杀臣不赦，刑徒无轻”。民众稍有犯错，便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这种极端政策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急剧激化，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被赵高构陷谋反后，李斯被投入狱中。在狱中，他写下了《狱中上书》，以“七宗罪”反讽式自述功绩。他回顾了自己“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的统一之功，“北逐胡貉，南定百越”的疆域开拓，“尊大臣，盛爵禄”的政权巩固，“更剋画，平斗斛”的文化整合等贡献。这份血泪文书，既是他对自身功绩的肯定，也是对权力斗争的无奈控诉。然而，一切已无法挽回。最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市集，临刑前，他望着儿子，感叹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句悲叹，道尽了他对平凡生活的追忆与对权力游戏的悔恨。
　　司马迁说：“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意思是，人们都认为李斯忠心耿耿，反受五刑而死，但我仔细考察事情的真相，就和世俗的看法有所不同。否则的话，李斯的功绩真的要和周公、召公相提并论了。
　　李斯就是这样一位既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又做过坏事、蠢事的人物。他既是功臣，又是罪人，不择手段地求富贵，不顾一切地保全自身，结果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