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新立
　　深秋时节，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辉县市五道岭康养园，在早晨八九点钟的阳光里愈发清幽静谧。此时，河南省奔流文学院第23期作家研修班正在举行。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一面宽大的电子屏幕格外醒目，尤其是投射在屏幕上那段介绍授课作家的文字，更让来自全国十多个省份的近百名业余作家心生敬意：车延高，山东莱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协会理事，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1970年开启文学创作，著有诗集《日子就是江山》《把黎明惊醒》《向往温暖》《车延高自选集》《灵感狭路相逢》《车延高诗选》《回到七岁》等，散文集《醉眼看李白》《微言心录》等。曾获《十月》年度优秀诗歌奖、《诗刊》年度优秀诗人奖、《诗选刊》年度优秀诗人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
　　屏幕下侧的主席台上，作家车延高儒雅地端坐着，一腔充满磁性的声音透过高大的玻璃窗，与山间的清风轻轻交织在一起。主持人的致辞余音未散，他满面含笑着说：“激情真的能点燃激情，就像咱们因文学聚在这儿，这份热爱本身就滚烫得很。”
　　让坚持成为文学路上的“第一要义”
　　“大家来到研修班，无非是想找点实在的创作经验。”车延高开门见山，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学员，“搞文学创作，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从开始文学创作那一天，如果你能够坚持走下去，那么你就可能成功。如果你不能坚持，那就是半途而废。”
　　车延高是一位具有丰富人生阅历和文学积淀的长者。他生于20世纪50年代，曾以英雄般飒爽英姿走过令人激荡的军旅岁月，也曾经随命运之舟步入政坛，官至武汉三镇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岁月沧桑抵挡不住他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他把生命的感悟，化作一行行滚烫的诗句，在中国诗坛吹皱了一池春水，搅动了季节的波澜。
　　数十年里，他始终过着“一心二用”的生活：一边将本职工作扛在肩上，摆出应有的庄重姿态；一边利用所有碎片时间写作，不让心灵的热爱落空。他坦言，业余写作从来不是轻松事，但这份“苦”换来了意外的馈赠，“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多活了一倍，工作安身立命，写作安放心灵，两样都没耽误。”
　　当然，这种坚持也曾遭遇不少质疑。“有的同事不理解，觉得你这个人不务正业。文学界的同仁中也有人不理解，说我是挤进他们这个队伍里的一个混混。”网友的误会更是层出不穷。“我就像老鼠进风箱，两头都不太好招呼。”车延高笑称，但这些声音反倒让他更清醒，“这种经历就是一种生活体验。这种体验，这种酸甜苦辣就是人生的滋味。守住对文学的真诚，一直写下去，就够了。”退休后9年的专职创作时光，不过是这份坚持的自然延续。
　　在责任与热爱间完美双重人生
　　“有些人问我，你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很严肃的工作，逼迫着你必须有一张像水泥地板一样的面孔。但是进入文学创作之后，你又进入一个极度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创作空间，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有一条情感的大河在流淌。你是如何实现这种转换的？如何在不动声色的过程中，让你的工作和文学创作相得益彰，做到鱼与熊掌兼得？”车延高抛出这个常被问及的问题，随即给出答案，“没什么标准答案，就是在质疑中坚守，在热爱里生长，慢慢找节奏，核心还是坚持。”
　　对他而言，这份“双重人生”非但不矛盾，反而成就了独特的创作养分。“在座的大多是业余写作，可这份‘业余’恰恰是宝贝。”他加重语气，“你们比普通人多一层体验，多尝一份酸甜苦辣，这些都是最鲜活的社会积累。”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细节、浸在烟火中的滋味，一旦落到笔端，就成了别人写不出的独特质感。
　　平衡的代价，是无数个与孤独相伴的日夜。车延高坦言：“我的写作习惯是每天早晨5点钟醒来后，就进入专属的写作时间——从5:40一直写到7:40，整整两个小时，心无旁骛地与文字相处。8点半准时上班，严谨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中午我从不休息，那是我看电脑、看书、收集资料的时间。到了晚上，别人去卡拉OK厅娱乐、凑局打麻将，我多半在屋里看书，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那摆弄文字。”他坦然地笑着说，“每种习惯都对应着一种追求，写作的累，到了一定时候就成了成功的底气。”
　  用痴迷熬成文字的温度
　　“写作哪是‘爬格子’，分明是用心熬血写字。”车延高的声音沉了些，那些因创作而痴狂的过往在话语中渐渐清晰：“作为业余写作者，我们是把别人休息娱乐的时间，都用来一字一句地码汉字，这份辛苦，只有自己懂。我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不觉得累，可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近五六年，越来越感受到精神上的压力。前年我写诗集《喊着花儿追黄河》，想把西北的‘花儿’用现代新诗的方式重新表达。两个月里，我一共写了138首，写得太投入，最后直接写病了。灵感突袭的时刻最是磨人：走在路上参加活动，脑子里突然蹦出诗句，没带纸和笔，就赶紧冲进路边的店找人要，生怕灵感跑掉；有时候一天能写3到5首，可写得越投入，问题也越明显——失眠。”讲到失眠的困扰，车延高有些哭笑不得：夜里两点惊醒想起好句子，爬起来敲进电脑，刚躺下又怀疑是做梦，反复折腾到清醒，灵感早已消散。“可下次再有灵感冒出来，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爬起来。”讲到这些，他眼里闪着光，这便是写作的魔力——甘愿为它痴、为它累、为它满心欢喜。
　　2009年，车延高应《十月》杂志之约，为其创作长篇散文《醉眼看李白》，每期3篇万字散文，连写一年。写到第四期时，他正在西安参加诗歌节，手边没有任何资料，却接到杂志“马上付印”的催稿电话。“没办法，只能硬扛。我凭着平时肚子里攒下的积累，3个夜晚没合眼，硬是把那期稿子赶了出来。可稿子交了，我也垮了——回去就生了一场病，到医院检查才知道身体已经发出了警告。后来写到第五、六期，我实在没力气了，可杂志那边还是不断来电话催促。我咬着牙，又熬了几晚，总算把这两期写完。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像在‘闯关’，每一个字都浸着劲。可也正是这份‘熬’，让我明白：写作的苦从不是白受的，那些熬过来的夜、撑过去的难，最后都会变成笔下的底气，变成书里的墨香——哪怕后来再不敢碰连载，可那本《醉眼看李白》，至今都是我心里沉甸甸的收获。”
　　在“被迫”中开出执着的花
　　车延高的文学之路，始于一场意外的“被迫”。他年轻时在部队，看到文书写的新闻稿常登报端，便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后来，他接替文书岗位，本想跟着走现成的路，却被周总理“艺术是创造性的劳动”这句话点醒。“靠跟踪的方式是不能超越别人的。他写新闻是逼着我不能写新闻，我应该写点别的，我就开始写文艺类的作品。我写了40多篇稿件，但寄出去后都是泥牛入海。直到写到第41篇，才在《青海日报》上发了3首短诗，那是我写的稿子第一次变成铅字，当时很激动。”车延高的语气里满是感慨，原来所谓的“被迫”，不过是热爱在推着自己不随波逐流。
　　这份执着的背后，是补不完的功课。1956年出生的他，刚读完小学三年级就因“文革”中断学业，直到1969年才跳级上初中。改革开放后，为了补上知识短板，他一边工作一边读电大。每次统考前10天，他都会在清晨5点去公园啃书本。“电大的学习最过硬，全靠自己硬学。”正是这份苦读，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底子。
　　“白岩松说‘人生没有意义’，但我觉得意义藏在社会体验里。”车延高望着窗外的太行山，语气恳切，“生命的长度我们管不了，但宽度能靠自己定义，写作就是最好的方式。”
　　2015年，他在微信开设《微言心录》，每天记录一句最触动自己的话，一坚持就是10年。“一开始只是怕忘了灵感，后来素材多了，一天能写3条。”6年后，读者催着出书，他整理成册出版，依旧没停下更新的脚步。今年10月15日，一名读者发来消息：“今天是您发起《微言心录》10年的纪念日。”他说，那一刻的感动，让他更懂得了坚持的意义。
　　“不仅我在坚持，读者也在坚持。”那些长期关注文学的读者，后来大多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成就，这种彼此滋养的力量，正是文学最珍贵的馈赠。
　　两个多小时的文学分享课不知不觉接近尾声。车延高拿起桌上的水杯，轻轻抿了一口，说：“写作确实苦，可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热爱、熬出来的底气，会让你觉得所有坚持都值得。”他望向在场的学员，目光里满是期许，“就像这太行山的石头，看似普通，经过岁月打磨，终究会透出温润的光。”
　　偌大的教室里，再次响起持久的掌声，顺着窗缝飘向山间。风掠过树梢，仿佛在应和着这份关于文学、坚持与热爱的约定，久久回荡在太行山深处。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汝南县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