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霍海飞
　　我总想写一段关于妹妹的文字存手机上。除了我和日渐老去的父母，这或许是这个世界上，能给她留下的唯一念想。可每次指尖刚触碰到屏幕，又悄悄躲开——我始终没能接受，那个叫我“哥哥”的小丫头，已经永远离开了。我天真地以为，只要不去想，她就还在某个角落，等着我叫她一声“胖妞”。
　　妹妹大名叫霍妮，小名胖妞。打记事起，她就是个带着“缺憾”的孩子：眼睛看不见，右脚还长着6个脚趾头。她把所有的信任和依赖都给了我，哪怕我偶尔会骗她，她也从不计较，只乖乖跟在我身后。她的眼睛看不见，听觉却格外灵敏。每次我从县城回家，老远喊一声“胖妞”，她总能立刻分辨出我的声音，萌萌地站在原地等我走近，再掏出攒了许久的零食，絮絮叨叨跟我讲村里这一周的新鲜事。
　　成年后，舅舅做媒，把她嫁给了与姥姥同村的人家。想着表亲多、离得近，彼此能有个照应。婚后一直没能有孩子，这段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一年后，经村里长辈介绍，她又嫁给了邻庄的大龄青年——他年轻时在工地摔断了腿，走路一瘸一拐，日子却也能勉强维持。妹妹的两次婚礼，都没有正式仪式，我也都没能回去，所有消息全靠电话传递。后来妹夫想找份简单的工作，我多方打听，终于在工厂附近托人给他找了份看房子的活，月薪3000元、不包吃住，好歹让他们有了营生。一个细雨蒙蒙的冬晨，我突然接到妹妹房东的电话，说妹夫一声不吭地走了，只留妹妹一个人坐在楼道里。我连忙赶过去，在租房一楼的屋檐下，见到了满脸无助的她。“你们吵架了？”我问。她摇摇头说：“没有，他说太累了，要出去挣钱。”“胖妞，你怕吗？”我又问。她擦了擦眼泪，带着哭腔说：“怕能怎么办呢？”我无言以对，只能紧紧攥住她冰冷的手说：“别怕，有哥在。哥带你买吃的，吃完咱们回家。”
　　后经劝说，妹夫最终还是接纳了她。他们买了辆二手三轮车，走街串巷卖气球，再加上政府的救助，日子虽不富裕，倒也安稳。2017年农历正月初二，妹夫打来电话，说要带妹妹来走亲戚。我满心欢喜，做了满满一桌她爱吃的菜。中午，妹夫又来电，让我去路口接一下。我虽有些疑惑，却也没多想。老远就看见妹夫扶着她坐在路边石凳上，我连忙上前——妹妹眼睛不好，我习惯性想扶她起身，可她试了好几次，怎么也站不稳。妹夫低声说，这症状已经半个多月了，原以为等等就会好。
　　饭是顾不上吃了，我立刻叫车带她去医院。医生拉开她的裤腿，小腿已经明显浮肿，手指按下去便是一个凹陷，许久不能恢复。抽血化验后，肌酐数值比常人高出数倍——尿毒症。症状缓解后，医生建议回家保守治疗。那些日子，我每天都打电话询问。七八天过去，她头脑依旧清醒，我却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每一次通话，都像在告别。第9天午后，妹妹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接通的那一刻，她带着哭腔喊：“哥，我疼得受不了……”我瞬间泪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顾一切也要回家，不顾一切也要救她。
　　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在县医院工作，我找到她说明情况，她很同情，表示尽力帮忙。可医生看过之后，还是建议保守治疗。我急红了眼，挡在住院手续办理台前，恳求医生收下她。或许是我的执着触动了一位主任，她说：“你们转去大医院，我帮你联系。”
　　市中心医院肾病科的专家收下了她，决定立刻手术。术前，我签了一叠厚厚的知情同意书，每一笔都重如千斤：百分之二十的成功率，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当妹妹从麻醉中醒来，轻声说“哥哥，我心里不憋得慌了”时，我知道，连日来的奔波劳碌都没有白费。看着她沉沉睡去，我满心欣慰。
　　妹妹的情况也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注，除落实国家对残疾人的帮扶政策，为妹妹办了低保外，村里还组织党员干部和父老乡亲为妹妹募捐手术费2万余元，这些犹如冬日的一道光，温暖着妹妹的生活。
　　2023年的秋日，一大早我就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她说“哥，我想你了”，说“吃了止痛药，肚子还是疼”。我忍着心酸安慰她，等过年就回去看她，让她好好配合治疗。可中午一点半，医院的电话突然打来，说她正在抢救。两点钟，医生告诉我，抢救已无意义，劝我放弃。我再三恳求，却终究没能留住她。
　　下葬那天，我亲手把她的骨灰埋进土里，在心里轻声说：“胖妞，哥哥尽力了。”
　　真正的想念，从不是刻意提起，而是从未忘记。她的声音、她的模样、她攥着我衣角的温度，都刻在我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