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滂坡村
　 文/图 全媒体记者 张朝
　　近日，记者赶赴确山县刘店镇古庄村看到，在村中主路旁，三四所房舍墙外的几棵高大树木下，有一块杂草丛生之处。经村民指引，此处便是东汉名士范滂的归葬之地——范滂墓。现场留存清同治七年（1868年）残碑一通，碑面镌刻“东汉太尉范滂之墓”字样。该墓碑自中间纵向断裂，右上碑角残缺，“范滂”二字损毁严重，其余字迹则相对清晰可辨。
　　现存残碑上的清同治年间字样，印证了当时确山县令重修范滂墓、重立墓碑的史实。碑文中清晰可见“清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冬月”“知确山（此处缺失一字）文海敬书”等字样，虽有残缺，却为后人追溯范滂墓的修缮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据确山县志记载，清同治六年上任的知县为戴文海，据此可推断，戴知县是范滂的崇拜者，他以范滂为榜样，立志成为像范滂这样的官员，因此在上任之初，便主持修葺了范滂墓。
　　当日在古庄村，几位年长村民回忆，范滂墓毁于数十年前。据他们描述，墓室原有两扇石门，墓中还曾出土过小陶人、陶鸡、陶狗等陶器文物。如今，除残碑外，仍留存一扇石墓门，门体构件上的朱雀花纹依稀可辨，纹路古朴，尽显汉代工艺特色。
　　有关史学家考证，汉代墓室双墓门多有固定规制：左门绘朱雀，象征南方、阳气与祥瑞；右门绘白虎，象征西方、镇煞与辟邪。从古庄村现存墓门的朱雀画像来看，可推断该墓葬为汉代所建。另有村民回忆，曾有一扇与现存墓门对应的另一扇石门，早年被丢弃于附近河边，历经岁月侵蚀，如今已踪迹难觅，推测该石门便是规制中的白虎门。
　　古庄村向南不远处有范滂坡村，村中世代流传着村民为范滂守墓人后代的说法，延续着对先贤的缅怀之情。
　　据确山县史料记载，该墓地呈正方形，占地面积约7500平方米，其中墓冢面积约400平方米，高出地面约4米。历史上，该墓曾多次遭到破坏，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初、1958年和1975年，3次被挖掘，一次村中修建水利沟渠时，墓冢封土被取用，墓葬遭到严重损毁。墓穴里共出土上百件文物，包括石猴、石马、护心镜，以及小型陶制品等陪葬品和石条方门。
　　1983年，确山县人民政府将范滂墓列为全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墓冢四周400平方米为保护区，使这一历史遗迹得以留存，用以昭示后人。
　　史籍记载中的范滂
　　明万历《汝南志·古迹》：确山县，征羌故城，在县东，汉所置县。范滂，汝南征羌人，东汉时期大臣、名士，与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尹勋、蔡衍、羊陟并称为“八顾”。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古庄村还曾建有范公祠、滂母祠等，官方会于春秋两季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以此缅怀范滂的刚正风骨，传承其忠义精神。
　　范滂事迹的完整官方正史记载，出自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以编年体体例对其事迹予以佐证，二者均属二十四史或官方钦定正史，具有极高的史料权威性。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厉清节，品行高洁，为州里乡邻所信服，后被举荐为孝廉、光禄四行，跻身仕途。
　　建宁二年，朝廷大肆诛杀党人，诏令紧急追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抵达该县，怀揣诏书，关闭传舍，伏在床榻上痛哭不止。范滂听闻此事，叹息道：“这必定是为了我而来。”随即主动前往县衙投案。县令郭揖大惊，当即解下印绶，劝说范滂与自己一同逃亡，并说道：“天下如此之大，您为何偏偏留在此地，自投罗网？”范滂答道：“我死之后，祸患便会平息，怎敢因我的罪过连累您，又让老母亲流离失所呢！”
　　范滂的母亲前来与他诀别，范滂对母亲叩首说道：“弟弟仲博孝顺恭敬，足以供养您安度晚年，我便跟随龙舒君（范滂之父）共赴黄泉，生死各得其所。恳请母亲割舍这份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不必为我增添悲伤。”母亲含泪说道：“你如今能与李膺、杜密齐名，即便身死，又有何遗憾！已然拥有了美好的名声，又想求得长寿，二者岂能兼得？”范滂跪地接受母亲的教诲，拜了两拜，与母亲诀别。他又回头对儿子说道：“我想让你作恶，可恶事本就不可为；我想让你行善，可我自身并未作恶，却落得这般下场。”路过之人听闻此言，无不痛哭流涕。范滂死时，年仅33岁。
　　范滂在宋代的典范地位
　　范滂在宋代士大夫文化中，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精神符号。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担当精神，以及面对迫害时“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的决绝气节，代表了儒家士人对道德理想与政治操守的坚守，成为宋代士人群体争相效仿的典范。
　　苏轼年少时，听闻母亲诵读《范滂传》而立志效仿的故事，印证了范滂在宋代士人群体中的崇高典范地位。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中，记载了苏轼少年以范滂自誓之事，这也是正史中唯一有关此事的记载：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这段史料的大意是，苏轼问母亲：“我若能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母亲是否允许？”程夫人答道：“你能做范滂，我为何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这段跨越千年的母子对话，在价值观塑造、家风传承、社会责任担当等方面，至今仍能给世人带来深刻启示。
　　苏轼自幼便以范滂为榜样，立济世之志。为官期间，他秉持范滂刚正初心，上谏朝廷纠偏政令，反对苛政扰民；下抚百姓，在杭州修水利、缓赋税，在徐州率军民抗洪保城，在密州抵制害民之法。他始终以范滂为标杆，坚守家国情怀，躬身践行利国利民之责，用一生政绩诠释了对先贤风骨的传承与践行。
　　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亦有书法巨著《范滂传》长卷传世。他默写《后汉书·范滂传》全篇。这幅千余字的行楷书法巨作，是黄庭坚生命最后的绝响，是用生命书写的“文人气节宣言”。这幅作品的创作，源于黄庭坚对范滂人格气节的深切认同。
　　范滂坚守道义、弹劾奸党、舍生取义的品格，与黄庭坚一生为官清正、耿直敢言、屡贬不屈的人生追求高度契合。黄庭坚秉持“当官莫避事，为吏要清心”的为官准则，一生心系百姓、刚正不阿，正如范滂以生命坚守道义、捍卫正义。黄庭坚以笔墨为媒介，借书写《范滂传》抒发自身的理想抱负与人生坚守，笔墨间的刚劲雄健，正是其人格风骨的自然流露，实现了书品与人品的完美统一。
　　史学界对范滂的评价
　　中国史学界历代对范滂均给予高度评价，其人格气节与历史贡献，被后世学者反复推崇与阐释。
　　《资治通鉴》载：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等，建立民间舆论，用以拯救和矫正政府的错误措施。故政治虽腐败，而风俗不糜烂，至有杀身成仁、视死如归者。范滂是东汉清流领袖、民间清议核心、士大夫风骨标杆。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范滂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清议派代表人物，为官清正、嫉恶如仇、不畏强暴。他敢于弹劾权贵、抨击宦官专权，是当时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见、正直的知识分子，其活动反映了人民对黑暗政治的不满与反抗。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国家大型史学工程）：范滂是东汉党锢事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以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著称。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成为后世仁人志士立志报国的经典典故；其临刑前与母亲诀别、教诲儿子的话语，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崇高境界，影响深远。
　　范滂精神的不朽价值
　　确山县的几位文化学者表示，范滂传承的核心，在于其“澄清天下”的初心与宁死不屈的气节，跨越千年仍具不朽价值，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北宋之时，苏轼年少时与母亲共读《范滂传》，被其坚守正道、济世安民的志向深深感召，自此立下奋发有为、心怀天下的初心，这段佳话也让范滂的品格与家风得以延续，成为后世修身立志的典范。
　　梁启超在著作中，将其列为“人格独立、不畏强权”的标杆，盛赞其以书生之身对抗宦官专权、宁死不悔的壮举，视其为中国士大夫气节的最高体现。
　　传承范滂精神，便是传承坚守正义的风骨、家国天下的情怀，其用生命诠释的忠义气节，至今仍为世人指引方向，彰显着不朽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