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丁陇 （资料图）

　　全媒体记者 王振江 李贺建
　　1937年秋，河西走廊的风裹着戈壁的沙砾，刮得人睁不开眼。一名背着半麻袋画纸、穿着补丁粗布长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嘉峪关的城楼下抬头望了很久。远处祁连山的雪顶在阳光下亮得刺眼，他攥紧了怀里的几杆竹管毛笔，转身朝着敦煌的方向走去。
　　漫漫风沙中，这名决绝的男人叫李丁陇。
　　他不会知道，自己这一走，不仅踏开了敦煌艺术走向全国的大门，更走出了一位中国艺术家横跨半个多世纪的风骨史诗。
　　李丁陇，1905年出生于新蔡县城东8里下邳岗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他是长卷画“世界之最金手奖”获得者，和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梁并称为美术界“四大才子”，是《现代画坛十二奇才》里和齐白石、张大千并列的艺术大家。1980年以来，国内外近20家报刊及地方志书对他进行了报道和记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对他的画拍过新闻片；上海电视台、香港电视台分别拍过电视片；日本TBS电视台也为李丁陇的长卷画拍过电视片；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中，搜集的有“李丁陇”条目。文史学家郑逸梅先生说：“我虚度九十有五了，在这数十年寒暑中所交往的朋友中，莫奇于李丁陇，莫畸于李丁陇，莫野于李丁陇，莫苦于李丁陇，以伟大而言，也莫伟大于李丁陇。”徐悲鸿大师评李丁陇作品之巨曰“洋洋大观”。中外驰名的大画家李可染称李丁陇为“道长”。教育家苏步青称之为“画伯”。
　　戈壁孤影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极少有像李丁陇这样，把毕生心血都交付给敦煌的画家。后人说起敦煌的临摹者，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张大千、常书鸿，其实，第一个把敦煌艺术带出戈壁的，是这个孤身闯黄沙的天中汉子。
　　1937年，上海沦陷。为了抗日，李丁陇离沪，一路举办宣传画展30多次，为抗日募捐，后到达西安。由于去延安受阻，痴迷敦煌莫高窟的李丁陇自己出资，邀约12名青年，开始了中国绘画史上最艰苦卓绝的行程。因气候异常恶劣，道路艰险，最后只有李丁陇和刘方两人到达了敦煌。刘方的家在敦煌，到敦煌后，刘方便回了家，到莫高窟作画的便只有李丁陇一人了。
　　在敦煌莫高窟，李丁陇被艺术宝库吸引，忘记饥饿、疲劳甚至死亡，他不停临摹壁画。8个月里，他一条破被御寒，没洗过澡、没剃过头，靠着刘方从家里送来的青稞面充饥。当时的李丁陇衣衫褴褛、面色灰黑、乱发过肩，当地有人看见他以为是野人、疯子。就是凭着这股野性和对艺术的狂热，他临摹了壁画千余张。
　　李丁陇自作长诗《在敦煌八月》是其在敦煌莫高窟的真实写照。诗中道：“纷纷大雪路茫茫，零下二十到敦煌。水土失常病浸体，火种须续夜焚香。莫高不畏君子顾，洞矮最怕狈狼狂。树干暂当攀天梯，干草施作铺地床。青稞苦涩肠不适，红柳烧饭泪千行。”就这样，他不断从敦煌艺术宝库中汲取营养，为形成高古瑰丽、雄奇鲜明、色彩纷繁的绘画特色打下了扎实基础。
　　离开敦煌回到西安后，经过整理或重新绘制，李丁陇在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览”，轰动了整个西安城。敦煌莫高窟自1900年发现藏经洞以来，外国人盗走了大量文物宝藏，李丁陇是第一位涉足这座宝库的中国艺术家，故有“敦煌探宝第一人”之誉。张大千、常书鸿及摄影家罗寄梅都是受李丁陇影响后才去的莫高窟。
　　1940年，李丁陇再次来到敦煌莫高窟，仔细复核壁画原貌，弄清洞穴编号。在我国画家中，两次到达莫高窟艺术圣地探宝的只有他一人。几十年后，人们走进他晚年工作的“八法草堂”，犹如走进了西域敦煌——四周墙壁和屋顶都是他临摹的莫高窟壁画。美国密西根大学东方艺术史教授吐尼特，于1980年11月参观了“八法草堂”后提笔写道：“这是一个奇妙的下午，他把我们带到几千里以外的西域。”
　　李丁陇为敦煌艺术作出了重要贡献，甘肃人民惦记着李丁陇。1980年3月，甘肃省歌舞团《丝路花语》剧组在上海演出时，按甘肃省领导要求，剧组的成员专门到“八法草堂”拜望了李丁陇。1996年，敦煌石窟艺术展览在上海展出，举办方特邀李丁陇出席。
　　画笔为民
　　李丁陇常对学生说：“画画的人，笔不能只蘸着墨，还要蘸着人心。”他的笔，从来不是用来描摹风花雪月的闲情雅趣，每一次落下，都踩着时代的脉搏，装着家国与苍生。
　　当“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李丁陇兴奋不已，创作了反映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团结御敌精神的长卷《成吉思汗远征图》。该图高3米、长35米，威武雄壮、振奋人心，是李丁陇长卷画的处女作。这幅巨作在国内展出后，交由来华考察的英国议员胡特带往世界各地展览，引起欧亚各国强烈反响，对弘扬民族精神、募集抗战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画现藏于英国博物馆。
　　1942年，李丁陇来到黄泛区，画下《黄泛区写生图》。1946年，他第二次到黄泛区，画下长卷《黄泛灾民还乡图》，该画后由联合国救济署署长克利夫兰先生带到美国展出，为中国灾民募捐。1985年，李丁陇第三次到黄泛区写生。登上黄河土坝，看到昔日让他悲伤的景象不见了，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又一次从花园口出发，依然是走着看着、画着写着，沿着前两次走过的路线，一笔一笔地记下了黄泛区的新貌，记下了黄泛区人民改天换地的忘我劳动场面。回到上海后，他绘出了220米长卷《黄泛区新貌》。
　　上海解放时，李丁陇绘制了长卷《二万五千里长征图》以作纪念。建国前夕，他作为民建会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同友人董希文相约各作一画表现开国大典盛况。为此，李丁陇自筹经费到大西北采风——他决定选取西北少数民族生活中最有活力的赛马场面来表现万民腾跃、欢庆开国的热烈感情。
　　1950年3月，李丁陇完成40米长卷《开国大典》，又名《御马图》。此画在北京展出时，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后给予很高评价。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徐悲鸿等纷纷在卷首题词作诗祝贺。
　　1956年，李丁陇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鼓舞下，绘成40米长卷《双百图》。此画由胡厥文题诗，后作为国礼赠给来华访问的苏联元帅伏洛希罗夫，现藏于莫斯科博物馆。1983年，为满足社会各界的愿望，李丁陇重绘《双百图》，画中飞禽百种、花卉百种姿态各异，苏步青教授题诗曰:“鸟辟新宇尽欢腾，花缀神州换旧颜。彩笔挥来浑未觉，清音丽色满人间。”1986年3月，他荣获“世界之最金手奖”。
　　李丁陇这辈子最瞧不上的，就是把画作当商品待价而沽的人。解放初有个美国商人找到他，出高价要买他的全部作品，被李丁陇一口拒绝。他的画，只送给值得的人——女排拿了五连冠，他连夜画了17幅《雄鹰图》，让人转交给女排姑娘；陈燕飞跳河救人，成了“三八红旗手”，他打听到对方地址，把画好的《巾帼图》寄到她单位；听说兰考的老百姓种泡桐治沙，他画了20幅《桐花图》，给兰考县委寄去，说“给老百姓鼓鼓劲”。
　　哪怕到了94岁高龄卧病在床，听说南方遭遇特大洪水，他还是挣扎着要起身。子女拦着他让他好好养病，他说：“前线的战士在水里泡着，老百姓在受苦，我躺着怎么能安心？”他硬是在病床上完成了30米长卷《战洪图》。
　　晚年他创作了2000米长的《和平世界图》，说要把这幅画送给联合国，向世界传递中国人的和平理想。原上海市副市长陈沂曾在参观《和平世界图》部分预展时感慨：“李老一生都在做好事，实在难能可贵。”
　　著名画家刘海粟曾说：“如无高深的艺术，无伟大的精神，无卓越的构思，无坚强的毅力，是不能完成如此巨著的。”
　　桃李春风
　　李丁陇这辈子除了画画，最上心的事，就是培养后辈。他常说：“艺术不是少数人的玩意儿，要让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学画画，文化才能传下去。”从西安到敦煌、从许昌到上海，他走到哪儿，就把义学办到哪儿。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西安办中华实用艺术专科学校时，他就定下了规矩：凡是流亡来的学生，一律免学费，家庭困难的还发生活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辞掉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职务，在江湾的民房里办起了“八法草堂”，免费开书画班。招生通知贴出去后，第一天就来了200多人，有工人、有学生，还有从郊区赶过来的农民。
　　他还以私人名义招了17名国画研究生，轰动一时。《文汇报》专门报道了这件事。有人说他傻，说他放着大学教授不当，贴钱教穷学生。他只是说：“我小时候趴在私塾窗外偷听课的时候，盼着有个老师能教我。现在我有能力了，怎么能看着这些孩子走我的老路？”
　　他独创的书画“八法”理论，把复杂的书画技巧拆成8个简单的步骤，哪怕是没有基础的普通人，学几个月也能入门。这套理论通过“八法草堂”传了出去，几十年里，草堂培养出了1000多名书画界人才。
　　他在甘肃敦煌办临时书画班时，听说附近民乐县有的孩子没学上，便卖了20幅画，为当地捐建了一所小学。直到现在，民乐县的关帝庙里还立着一块“李丁陇兴教碑”，以表纪念。
　　在当时的美术界，李丁陇虽是大家，但在无数受过他恩惠的学生心里，他永远是那位穿着粗布衣服、天不亮就起来伏案作画、对后辈掏心掏肺的“李老先生”。学生去看他，他最常问的两句话，一句是“最近画了什么新画”，另一句是“有没有帮到别人”。
　　有个学生后来成了有名的画家，想给他买套新房子，李丁陇摆摆手拒绝了，说：“我住在这里挺好，墙上贴满敦煌的画，就像住在莫高窟里。你要是有钱，就多给贫困的孩子买些笔墨纸砚。”
　　根在天中
　　在外奔波了一辈子的李丁陇，最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晚年的他总念叨家乡的土地，说“新蔡的红薯最甜，新蔡的麦香最浓”。1984年回新蔡省亲时，他拉着家乡文化学者王忠民的手，讲敦煌的雪有多厚，讲少年时闹饥荒，母亲带着他讨饭，3天没吃上一口饭，讲他一辈子没忘的新蔡乡音。
　　1996年，家乡新蔡为他出版画册《长卷大师李丁陇少、壮、老历程点滴》，并成立“李丁陇书画研究院”。当年10月，李丁陇携夫人回新蔡参加“李丁陇书画研究院成立庆典暨李丁陇书画艺术作品展览”开幕式，途经郑州时，受到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亲切接见。关山月等著名画家为展览题词或赠贺画。家乡领导和各地来宾数百人出席了开幕式。活动期间，李丁陇专门回到他出生的村庄看了看，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乡。
　　1999年1月22日，李丁陇在上海离世，此前他刚被国际美术联合会授予“艺术大师”称号。他的葬礼上，上海市委的领导来吊唁，无数领导、友人、学生发来唁电，300多人赶来送他最后一程。送行的队伍里，有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有他资助过的贫困学生，还有特意从家乡赶过来的领导和亲友。
　　李丁陇的老友、著名文史学家郑逸梅曾说李丁陇“奇”“野”“苦”。奇的是他敢闯敢干，只身闯敦煌，成了第一位临摹敦煌壁画的中国画家；野的是他骨子里有豫南人不服输的韧劲，再苦再难也没放弃手里的笔，冻得握不住笔、饿得站不起身，也没动过回头的念头；苦的是他一辈子布衣蔬食，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吃过几顿好饭，把所有的钱、所有的心血都给了艺术、给了国家、给了学生。
　　直到今天，当我们翻开敦煌的艺术史，翻开中国现代美术的长卷，还能看见那个穿着粗布棉袄、背着画夹的身影——他从新蔡的乡野出发，穿过戈壁的风沙，穿过抗战的烽火，笔底有飞天的灵动，心头有苍生的温度，把一位中国艺术家的风骨，画进了千年的时光里。他就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没有翅膀，却凭着一支笔，飞了一辈子，飞到了千年的宝窟里，飞到了百姓的心里，飞到了中国艺术史耀眼的那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