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像。    栗东旭/绘

　　全媒体记者 李贺建
　　公元五世纪的南北朝乱世，烽烟与佛号交织在中原大地的上空。当朝野上下沉浸在轮回报应的迷思之中，一位出身贫寒的天中士子，以笔为刀，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神灭论》，向弥漫整个时代的唯心迷信发出掷地有声的诘问。他就是范缜，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无神论者。
　　乱世寒士
　　范缜字子真，约公元450年出生于泌阳县羊册镇的范氏家族。这个家族曾是魏晋时期的名门望族，先祖范晷官至西晋雍州刺史，曾祖范汪是东晋安北将军，可到了南北朝时期，家族早已衰落。范缜的父亲范濛仅任过品级低微的奉朝请，在他出生不久后便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家境陷入贫寒。
　　幼年失怙的范缜，早早便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养成了刻苦坚韧的性子。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在乡邻间素有孝谨的名声。10多岁时，这个胸怀大志的少年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辞别母亲，跋涉千里前往沛郡相县（今安徽宿县），拜在当时的名儒刘瓛门下求学。
　　刘瓛是南朝首屈一指的儒学大家，门下弟子多是出身权贵的世家子弟，个个锦衣玉食，出行车马相随，平日里免不了趾高气扬。出身寒微的范缜在一众贵胄子弟中显得格格不入，他长年穿着粗布衣裳、草鞋步行往返于学馆与住所，却从未有过半分自卑自贱。他生性耿直倔强，从不肯向权贵低头，谈论起学问来总是观点鲜明，敢于发表旁人不敢说的“危言高论”，时间久了，连那些骄傲的士族子弟都对他有几分忌惮，隐隐地疏远他。
　　可范缜毫不在意旁人的眼光，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读书上。他勤奋好学，更善于独立思考，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往往比同门学友深刻得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刘瓛看在眼里，对这个出身贫寒却天赋异禀的弟子格外喜爱，亲自为他举行了加冠礼，这在当时是老师对学生极高的认可。成年后的范缜博通经术，尤其对《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有着极深的造诣，他和同样博学善辩的外弟萧琛情投意合。萧琛每每听他议论学问，都为他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的观点所折服。
　　公元467年，北魏大举南侵，沛郡沦陷于战火，北方百姓纷纷南逃，范缜也跟着流民队伍来到了南齐都城建业（今南京）。初到都城的他满怀报国之志，曾多次向朝廷上书提出政治改革的建议，却都石沉大海。整个刘宋时期，范缜始终怀才不遇，满腹经纶无处施展，一腔愤懑无处抒发，29岁这年，他已是白发丛生，于是写下《伤暮诗》《白发咏》，既叹命运不公，也明不屈之志。
　　直到公元479年，萧道成取代刘宋建立南齐，为了巩固统治大量起用寒门士子，范缜才踏上仕途，起初任宁蛮主簿，后来升任尚书殿中郎。齐武帝永明年间，南齐与北魏和亲通好，范缜曾作为使者出访北魏，他渊博的学识和机敏的辩才，赢得了北魏朝野的一致尊重与赞叹。
　  西邸论战
　　南北朝是佛教最为兴盛的时代，上至帝王公卿，下至平民百姓，几乎人人笃信轮回报应，寺庙香火遍布全国，大量土地和人口被纳入寺院名下，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当时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是最虔诚的佛教信徒，他经常在鸡笼山的西邸官舍召集名僧讲论佛典，也会邀请文人雅士在此聚会，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名士沈约等“竟陵八友”都是这里的座上宾，范缜也时常受邀参与。
　　可就在满座名士都对因果报应之说深信不疑的时候，唯有范缜常常在宴席上和众人唱反调。公元489年，以萧子良为首的佛门信徒，与范缜展开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大论战。萧子良首先发难：“你不信因果报应，那世间为何有人富贵，有人贫贱？”范缜从容答道：“人生就像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花被风吹进厅堂，落在华贵的茵席之上；有的花被篱笆挡住，掉进肮脏的粪坑里。殿下您就是落在茵席上的花，我就是掉进粪坑的花。贵贱虽然不同，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一番话有理有据，萧子良无言以对，却又不肯服输。
　　这次交锋之后，范缜深知要破除整个社会的神不灭迷信，必须把自己的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于是他废寝忘食，写下了光照千古的《神灭论》，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核心观点。文章一经问世，整个朝野为之哗然，士族和僧人群体争相抄写，萧子良更是恼羞成怒，调集了众多高僧名士轮番围攻范缜，企图用舆论压力迫使他放弃自己的观点。
　　有个叫王琰的太原名士，为了驳倒范缜，特意搬出儒家孝道做武器，撰文嘲讽道：“可悲啊范先生，你竟然不知道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范缜立刻反唇相讥：“可悲啊王先生，你既然知道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自杀去追随他们呢？”一句话噎得王琰哑口无言。萧子良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派名士王融去劝说范缜：“你如此有才，只要放弃神灭论的观点，何愁做不到中书郎？”范缜听后哈哈大笑：“我要是肯卖论求官，早就做到尚书令、仆射了，何止是个中书郎！”
　　朝堂对垒
　　公元501年，后来的梁武帝萧衍举兵东下进攻建康，路过南州时，范缜穿着丧服出城迎接。两人当年同在萧子良的西邸共事，有旧交情谊。萧衍见他来投奔十分高兴，平定建康建立南梁之后，便任命范缜为晋安太守。范缜在任4年，清正廉洁，除了应得的俸禄之外一无所取，深受百姓爱戴。
　　萧衍登基之后，于天监三年（公元504年）下诏尊佛，南朝佛教由此进入全盛时期。范缜没有因为旧友成了皇帝就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依然坚定地反对神不灭论。天监四年，范缜升任尚书左丞，回京赴任前，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赠给了被罢官的好友王亮，后来王亮被削为庶人，范缜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流放到广州。
　　流放的日子艰苦异常，可范缜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利用这段时间将《神灭论》重新修订完善，增加了更多扎实的论证，在亲友间悄悄传播。天监六年，范缜被调回京城，任中书郎、国子博士。此时梁武帝见《神灭论》的影响越来越大，便亲自下了《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组织了临川王萧宏等64位王公朝贵，还有大僧正法云、名士萧琛、曹思文、沈约等人，接连撰文反驳范缜的观点，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
　　面对整个朝廷的围攻，范缜毫无惧色，他将《神灭论》改写成了宾主问答的形式，一共设置了31个问答，层层递进地阐释自己的观点，沉着应战，据理驳斥。在形神关系上，他提出“形神相即”的观点，认为形体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就像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一样：没有刀刃就无所谓锋利，没有锋利也不能称其为刀刃，形体一旦消亡，精神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他进一步提出“形质神用”的论点，指出形体是精神的物质基础，精神是形体的派生作用，从根本上推翻了神不灭论的理论根基。他还犀利地指出，佛教的盛行“浮屠害政，桑门蠢俗”，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还会导致兵源短缺、土地荒芜、粮食匮乏，严重危害国家治理。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辩论中，范缜以一人之力“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哪怕是皇帝亲自牵头组织的围攻，最终也没能驳倒他的观点，《神灭论》的思想反而借着这场辩论更加广为人知，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天监十四年，范缜病逝，享年约65岁。他一生坎坷，却始终刚正不屈，从不肯为了权势利益放弃自己的主张。他的《神灭论》继承和发扬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唯物论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