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辉
　　早年间，全国两会聚焦如何让老百姓“吃饱饭”，而到了今年全国两会，“减体重”成为国家卫健委负责人回应媒体的热词。时代变化之快、变化之大，真是让人感慨！
　　作为一名出生在河南农村的70后，我对饥饿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刚上小学那阵儿，一到春天，家里就断了粮，父母就很发愁：家里4个孩子都是正长身体的时候，不吃点“硬实的”东西咋行？
　　父亲主动向生产队要求出远差，隔一段时间就往息县拉石头，3天2夜，拉着千八百斤重的石头跑一个来回，为的就是节省下几个好面做的“大杠子馍”带回来给几个孩子分着吃，而且还能挣两三块钱的伙食补贴。只是跑长途拉石头这样的活儿也不是经常有。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母亲就打发我去东王庄我舅姥家借5块钱。我舅姥那时候是建筑队的工长，在信阳盖大楼，手里总有些活便钱。当时一袋子面5块钱，买回来掺一半杂面、野菜，一家人可以撑十天半月。
　　记得我家春天断粮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81年左右才算慢慢结束。
　　1992年，我考到上蔡县的一个中等师范学校读书。学校的饭菜虽然是大锅饭、大锅菜，但比家里还是强多了。馒头2角、包子3角、油条一块八一斤、素面条8角一碗、肉面条一块、蒸面条一块、米饭加两荤一素的菜2块，舍不得吃。学校每月只发40元的生活费，女生差不多够用，男生稍微吃得猛一点就不够。班主任袁老师的爱人在学校餐厅窗口打饭，对我们几个班干部特别照顾。买一碗素面条时，趁人不注意，她就会偷偷塞过来两个包子。早上我们几个兑钱称油条，总要比别人多好几根。
　　最让人兴奋的是每到期末放假前一天，学校餐厅总要杀几头自己养的大肥猪，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一张餐券，可以免费打一份红烧肉，实际上也就一小勺，四五块钱的样子。我们几个故意拿一个深不见底的瓷缸子，把我们的餐券放在一起，让师母打在一块。师母心领神会，趁乱给我们打满满一大缸。我们抱着那一大缸油汪汪红彤彤的红烧肉，躲在一个角落里，风卷残云，大快朵颐，满嘴流油，心满意足，回味良久！
　　1995年，我参加工作后，虽然每月只有273块的工资，但每到周末，都会到学校对面的卤肉馆里要2斤“方丁子五花肉”，肥的多瘦的少的那种，就着大蒜，再配上青岛啤酒，有吃有喝，幸福感特别强烈。那家卤猪肉系列有祖传秘方，在我们那方圆百里都有名。我每星期都吃一次，觉得不能辜负家乡的名吃。这样“作”的后果就是，我的体重迅速飙升，从刚毕业时的110多斤变成了150多斤。1998年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说我太胖了，必须减肥。
　　胖起来容易瘦下来难。我的减肥之路一直走到今天，体重仍然140多斤，处在“微胖”的可以自我安慰的边缘。
　　现在“减体重”已成为身体健康的必须。我开始以为这只是一个群体的需要，而今年两会传出来的热词表明，这是“健康中国”的必须。国家层面的干预和操作，把“减体重”上升为国家行动，实在是亲民爱民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