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7月31日
人才培养，需要看多远
近年来，AI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一些行业既有的格局，传统的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大学教育也因此在不断调整变化。
为了回应上述时代课题，近年来，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姚凯教授领衔团队，持续跟踪研究了全球科创城市创新人才评价数据及最新全球人才流动趋势。
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发现，可以给当下的人才培养与竞争带来哪些启示？姚凯教授在专访中向记者娓娓道来。
未来人才培养与竞争呈现这些核心趋势
记者：从2023年开始，您领衔团队围绕全球科创城市创新人才评价数据展开研究，今年还结合大数据分析，研究了最新的全球人才流动趋势。请介绍一下有哪些重要的发现？
姚凯：我们这几年的研究充分结合了大数据分析的相关办法，以确保所有趋势判断都有数据支撑，提升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为我国人才工作，尤其是判断未来人才培养与竞争的核心趋势提供参考。
从2023年以来的研究来看，未来人才培养与竞争呈现以下几大核心趋势——
全球人才版图重构，我国已成为全球人才流动“规模+生态”双引擎。近年来，亚洲科创城市已达31个，占全球前200强的16%。我国科创城市21个。2023年北京人才总量809.2万人，位居全国城市第一，其中活跃科研人员204.5万人。
在此过程中，亚洲正从“人才输出地”向“人才引力场”转变。我国依托超大规模人才基数和政策生态（如上海“海聚英才”计划、北京国际科创中心相关政策），形成了“规模—生态”闭环。未来，如果我国能在区域协同（如长三角人才一体化）、提升城市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方面提升效能，相信能够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奠定更明显的优势。
数字革命浪潮来势汹汹，导致AI人才缺口明显，倒逼“技术+人文”复合培养。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美元，AI人才需求600万，但供给仅200万。从现况来看，全球50%的AI人才具有华裔背景，美国38%的AI研究者来自中国。
这个趋势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传统“技术专才”已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需抓紧培养“技术理解者+伦理决策者”。北京人工智能领域两院院士占全国50%（25人），但产业转化效率有待提升，需加大“AI+行业”跨学科培养（如AI+医疗、AI+制造）力度。在此过程中，还需未雨绸缪，警惕“算法偏见”，将人文素养（同理心、社会责任感等）纳入数字人才核心能力的培养框架。
人才工作以效能为王，从追求“人才数量”转向追求“人才黏性”，以应对人才生态竞争白热化。从评估结果来看，纽约人才效能全球第一，其采用的“硅巷”模式功不可没（每1个科技岗位带动1.86个经济岗位）。该模式已实现对“政策短期刺激”的超越，注重对“长期人才生态黏性”的提升。
北京通过“人工智能人才生态圈”覆盖“引育用留”全周期，博士后数量年增10%。新加坡打造“即插即用型”“科研设施+全球顶尖大学”，全方位提升人才效能转化效率。这些都是筑就人才竞争、城市竞争“全周期生态”的力举。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城市构建“教育—科研—产业—生活”闭环，将人才竞争的“硬环境”转化为“软黏性”。
未来人才培养的“三个转向”
记者：您提供的数据和案例，为大家感性认识未来人才培养和竞争，提供了一幅生动形象的概览图。如何将对趋势的认知和预判，转换为更为具体、易懂、可实操的“行动指南”？
姚凯：略作总结，我认为未来人才培养的几个转向值得大家记在心头、时常琢磨。我把这“三个转向”概括为：从“学科割裂”转向“跨界整合”，从“本土循环”转向“全球链接”，从“政策驱动”转向“生态滋养”。
近年来，波士顿打造“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医药集群”，培养“AI+材料”“生物+数据”交叉人才。新加坡打造“全球校园计划”，邀请20所海外大学在新加坡设分校，推动教育国际化。伦敦提出“活力环境”政策纲领，通过城市文化、公共服务提升人才归属感。杭州推出“明日科创之星”项目，通过“馆校合作”让中学生参与实验室项目，3年孵化217项专利，证明人才培养需从“被动输入”转向“主动创造”。
这些案例预示着：未来，谁能构建“技术适应力+人文底色+全球视野”的人才生态，谁就能在竞争中突围。这里所说的“谁”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城市”。
记者：不久前，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给高考生的报考建议火了。复旦大学严锋教授关于“AI时代，怎样选择大学和专业”的文章也广受热议。如果现在有年轻学子来向您请教如何基于未来人才培养和竞争趋势做生涯规划，您会提供哪些建议？
姚凯：这个话题既好聊又难聊。好聊在于当时代的发展趋势已经发出了一些信号，如果人才成长本身能和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客观而言，未来能够获得的发展机会相对地就会多一些。难聊在于每个人的特点、优势、兴趣、需求不同，时代发展到今天，每个人的人生选项丰富了很多，成长、发展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所谓“成功”。用长期主义的眼光看待所谓“成才”“成功”，人生的视野和道路都会宽阔许多。
重视以能力为导向的教育，培养终身学习习惯
记者：如今关于“如何培养更多复合型、擅长跨界和协同创新的人才”的讨论也很多。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人才的成长充满了不确定性，很难培养，用力过猛有可能适得其反。您怎么看？
姚凯：这一类人才俗称“斜杠青年”，大多知识广博、不拘泥于所学专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强，敢于试错，一旦发现自身热爱的领域以后就非常投入、不眠不休。
很多世界级知名科技企业的掌门人都是这样。他们中有不少少年老成，有的大学没读完就出来创业了。这启发我们：人在青年时代一定要抓紧时间，如果能够把时间节奏、人生规律与个人远大的理想和使命感结合起来，能够爆发出巨大的生命潜能。
当然，这样的人才终究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即便没有成为与时代大势共舞的弄潮儿，依然也能够收获很不错的人生。作为更多的、普通的大多数，我认为教育依然是成就高品质人生的必要条件——重视以能力为导向的教育，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尤其是后者，将成为职业韧性的来源。
从现在往后看，人不大可能一辈子做一个职业，新的产业、岗位将不断涌现。这时，我们大部分人可以做的就是适应这样一个时代，在终身学习的过程中增强职业韧性。这样一来，做选择的面更宽、应变能力更强、心态更稳。
（转自《解放日报》）
为了回应上述时代课题，近年来，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姚凯教授领衔团队，持续跟踪研究了全球科创城市创新人才评价数据及最新全球人才流动趋势。
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发现，可以给当下的人才培养与竞争带来哪些启示？姚凯教授在专访中向记者娓娓道来。
未来人才培养与竞争呈现这些核心趋势
记者：从2023年开始，您领衔团队围绕全球科创城市创新人才评价数据展开研究，今年还结合大数据分析，研究了最新的全球人才流动趋势。请介绍一下有哪些重要的发现？
姚凯：我们这几年的研究充分结合了大数据分析的相关办法，以确保所有趋势判断都有数据支撑，提升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为我国人才工作，尤其是判断未来人才培养与竞争的核心趋势提供参考。
从2023年以来的研究来看，未来人才培养与竞争呈现以下几大核心趋势——
全球人才版图重构，我国已成为全球人才流动“规模+生态”双引擎。近年来，亚洲科创城市已达31个，占全球前200强的16%。我国科创城市21个。2023年北京人才总量809.2万人，位居全国城市第一，其中活跃科研人员204.5万人。
在此过程中，亚洲正从“人才输出地”向“人才引力场”转变。我国依托超大规模人才基数和政策生态（如上海“海聚英才”计划、北京国际科创中心相关政策），形成了“规模—生态”闭环。未来，如果我国能在区域协同（如长三角人才一体化）、提升城市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方面提升效能，相信能够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奠定更明显的优势。
数字革命浪潮来势汹汹，导致AI人才缺口明显，倒逼“技术+人文”复合培养。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美元，AI人才需求600万，但供给仅200万。从现况来看，全球50%的AI人才具有华裔背景，美国38%的AI研究者来自中国。
这个趋势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传统“技术专才”已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需抓紧培养“技术理解者+伦理决策者”。北京人工智能领域两院院士占全国50%（25人），但产业转化效率有待提升，需加大“AI+行业”跨学科培养（如AI+医疗、AI+制造）力度。在此过程中，还需未雨绸缪，警惕“算法偏见”，将人文素养（同理心、社会责任感等）纳入数字人才核心能力的培养框架。
人才工作以效能为王，从追求“人才数量”转向追求“人才黏性”，以应对人才生态竞争白热化。从评估结果来看，纽约人才效能全球第一，其采用的“硅巷”模式功不可没（每1个科技岗位带动1.86个经济岗位）。该模式已实现对“政策短期刺激”的超越，注重对“长期人才生态黏性”的提升。
北京通过“人工智能人才生态圈”覆盖“引育用留”全周期，博士后数量年增10%。新加坡打造“即插即用型”“科研设施+全球顶尖大学”，全方位提升人才效能转化效率。这些都是筑就人才竞争、城市竞争“全周期生态”的力举。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城市构建“教育—科研—产业—生活”闭环，将人才竞争的“硬环境”转化为“软黏性”。
未来人才培养的“三个转向”
记者：您提供的数据和案例，为大家感性认识未来人才培养和竞争，提供了一幅生动形象的概览图。如何将对趋势的认知和预判，转换为更为具体、易懂、可实操的“行动指南”？
姚凯：略作总结，我认为未来人才培养的几个转向值得大家记在心头、时常琢磨。我把这“三个转向”概括为：从“学科割裂”转向“跨界整合”，从“本土循环”转向“全球链接”，从“政策驱动”转向“生态滋养”。
近年来，波士顿打造“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医药集群”，培养“AI+材料”“生物+数据”交叉人才。新加坡打造“全球校园计划”，邀请20所海外大学在新加坡设分校，推动教育国际化。伦敦提出“活力环境”政策纲领，通过城市文化、公共服务提升人才归属感。杭州推出“明日科创之星”项目，通过“馆校合作”让中学生参与实验室项目，3年孵化217项专利，证明人才培养需从“被动输入”转向“主动创造”。
这些案例预示着：未来，谁能构建“技术适应力+人文底色+全球视野”的人才生态，谁就能在竞争中突围。这里所说的“谁”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城市”。
记者：不久前，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给高考生的报考建议火了。复旦大学严锋教授关于“AI时代，怎样选择大学和专业”的文章也广受热议。如果现在有年轻学子来向您请教如何基于未来人才培养和竞争趋势做生涯规划，您会提供哪些建议？
姚凯：这个话题既好聊又难聊。好聊在于当时代的发展趋势已经发出了一些信号，如果人才成长本身能和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客观而言，未来能够获得的发展机会相对地就会多一些。难聊在于每个人的特点、优势、兴趣、需求不同，时代发展到今天，每个人的人生选项丰富了很多，成长、发展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所谓“成功”。用长期主义的眼光看待所谓“成才”“成功”，人生的视野和道路都会宽阔许多。
重视以能力为导向的教育，培养终身学习习惯
记者：如今关于“如何培养更多复合型、擅长跨界和协同创新的人才”的讨论也很多。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人才的成长充满了不确定性，很难培养，用力过猛有可能适得其反。您怎么看？
姚凯：这一类人才俗称“斜杠青年”，大多知识广博、不拘泥于所学专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强，敢于试错，一旦发现自身热爱的领域以后就非常投入、不眠不休。
很多世界级知名科技企业的掌门人都是这样。他们中有不少少年老成，有的大学没读完就出来创业了。这启发我们：人在青年时代一定要抓紧时间，如果能够把时间节奏、人生规律与个人远大的理想和使命感结合起来，能够爆发出巨大的生命潜能。
当然，这样的人才终究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即便没有成为与时代大势共舞的弄潮儿，依然也能够收获很不错的人生。作为更多的、普通的大多数，我认为教育依然是成就高品质人生的必要条件——重视以能力为导向的教育，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尤其是后者，将成为职业韧性的来源。
从现在往后看，人不大可能一辈子做一个职业，新的产业、岗位将不断涌现。这时，我们大部分人可以做的就是适应这样一个时代，在终身学习的过程中增强职业韧性。这样一来，做选择的面更宽、应变能力更强、心态更稳。
（转自《解放日报》）